一群80年代农村改革亲历者的口述

文章来源：胡舒立的财新博客

作者：胡舒立

导读：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于2021年5月18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9岁。吴象原本只是一个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历的普通高级干部，但因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大潮中，跟随万里为艰难起步的农村改革呐喊助威而为人所知。2019年12月，吴象的两本书《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山西经济出版社）同时出版。这两本书，描绘出吴象为中国农村改革鼓与呼的人生轨迹，更是他对于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回顾结晶。2019年12月19日，吴象新书首发座谈会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行，农业部领导、专家学者、农村改革亲历者、出版社负责人等二十多人出席。嘉宾们借这两本书畅谈了对吴老的印象，并且引申到对80年代农村改革的回忆及感想。他们说，希望这本书能够重新激发起当代的改革热情，把农村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文章由财新a传媒创办人、社长胡舒立记录整理。

前几天发了关于吴象新书的博文，微信朋友圈里转的不少，相信是唤起了记忆深处的热情。其实，我的发言在当天（2019年12月19日）座谈会上是最次要的，只因为手上有稿得以近水楼台。如前文所述，那是个相当热闹的座谈，也是农口老人的聚会，大家畅所欲言，也言之有物。

这次会议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主持。他一开场就说咱们的议程是这样的，这两本书大家手上都有了，本来想请两位出版社的负责人介绍书的出版过程，出版社的同志说，为了听听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就不介绍了，你们就看书，书上有序言。我们就直奔主题，就听老领导老同事，对这本书谈点想法也行，借两本书对吴老谈点想法也行，再引申对农村改革对其他的事情谈谈也行。

这样一个自由式开场，迅速把会场烘热了。人们发言争先恐后，穿插了许多对于那个火热年代的回忆。虽然时间紧迫，许多人不及言尽，发言内容仍有口述史价值，辑录在此与读者共享——

段应碧（原中农办主任）：1978年年底开三中全会，为了推动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决定要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1979年2月，在原来农林部的政策研究所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农委班子，开始是王任重，后来是万里同志做主任。1982年，农委撤销之后，人员都没动，就是换了个牌子，建立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杜润生是两个单位的主任，同时又有一大批老同志、老领导，吴象是其中之一。我今天想说的是，有那个单位，就是农研室委农研中心，在杜老为首的这帮老同志领导下，干了很多事。最突出的是两个，一个是推动了农村的改革，是具体操持了农村的改革。第二个是，这个单位还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工作的接班人。王岐山是，还有杜鹰、陈锡文等等，名字我就不一一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之所以有这么两个成果，与杜老为首的老同志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出书，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史料。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详细地了解到当时农村改革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些老一代的农村工作者是怎么研究农村的问题的，是怎么推动农村的工作，推动农村的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我们现在是有用的。

杜鹰（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我对吴象同志最早的印象，就是那篇《阳关道与独木桥》，那是1980年75号文件之后。那时，老段他们在一线工作，那会儿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的学生，但是，我们这帮人在酝酿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通过吴象的文章，知道了政策上争论，又知道后面有一个75号文件，又知道实际上包产到户在一些省里已经开始搞起来了，但是，党内、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大，认识不统一。

1981年春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招待所正式成立，翁永曦同志陪杜老来给我们训话。杜老说，农村不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现代化；农民不富，中国就不可能富。

那时候发展组，今天来参加会的方明、木生、冠三我们都在。那时候真是慷慨激昂。然后发展组就开始“农村问题研究之研究”。怎么研究？全是一帮书呆子，争论不休最后决定不要在这个书面上争了，统统到农村去，这就组织了1981年滁州的双包到户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调查。

那会我们做农村调查，一蹲就是一个月，下乡都是骑自行车，住在村里，晚上跟公社干部一块喝酒，聊大天。然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据说当时的总理讲，你们把双包到户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然后就把我们都弄到体制内转正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农村改革的认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冲在最前头的是万里同志；吴象同志作为万里同志的助手，在很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这帮人，之所以能够卷到那波改革大潮里，万里同志、杜润生同志、吴象同志，还有张广友、姚力文、人民日报的李老太太、段应碧、郭书田等等，这些人不是引路人就是老师，我们是跟着他们学出来的。

后来的中央1号文件，我们也是跟着打打杂，后来到发展所，我们经常请吴象同志参加实验区重大问题讨论，给我们做指示，有一些调查研究他也参加。我记得90年代初，咱们在香山开了几天会，因为90年代初又对包产到户又有所争论，吴象同志还是坚定地认为包产到户这个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制度，将来只能在这个基点上往前走，绝对不能往后退。在实验区里，无论是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吴象同志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

对他们这拨人，我概括两句话，可能不准。一个叫为民情怀。就是这些老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有坚定的信念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是墙头草、随风倒，他们认准了的事，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是有天大的压力，他也能扛得住。第二个实事求是。我们远的不说，农口现在搞调查研究，你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有没有跟风？有没有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完美，而丢弃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

翁永曦（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北京金同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象同志是我们农口农村工作的老领导，是我尊敬的长者，也是我的楷模。吴象同志15岁离家，去寻找抗日队伍，16岁进了抗大，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初心就两条：一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二是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记得是1981年年初，万里同志约我到中南海家里去谈工作。我那时候年轻好奇，就贸然问万里同志：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顶帽子的阴影还很重，为什么您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就敢于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万里同志看着我说：小翁，我们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进城以后，我们对不起农民，这么多年了，还没解决温饱问题。他随后说了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我宁可要让农民吃饱肚子的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的社会主义！这句话拍在我心头，油生敬意，这人是真共产党！就是这感觉。万里同志、杜润生同志、吴象同志，他们不忘初心，那就是心有百姓、为了人民。

说到中央农研室，确实上面有万里同志撑着，有杜润生同志领导，才有生动活泼进行调查研究的这个局面。没有这个小环境，谁也搞不了。记得我在农研室，杜润生让我把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分一下，发动大家来研究，发动各个地方来研究。我请示杜老有底线没有，杜老说，第一，允许课题的选择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第二，允许研究的结果跟中央文件的结论不一致；第三，研究成果不被中央采纳时，允许保留个人意见。杜老还有一个规矩，没有反对意见者参加不开会，没有杂音不开会。我问杜老为什么？他说：任何赞成的意见中，必有瑕疵的成分；任何反对意见里，必有合理的成份。我们做政策研究，一定要全面。后来发展所成立，杜老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没有反对意见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

郭书田（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我与吴象同志相识以来，他是我最尊敬的良师益友，多次一起参加农村调查与研讨会。有几件给我印象最为深刻难忘的事。

第一是为土地包干到户上户口的问题。安徽有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准备坐牢的风险，创造了直来直去不拐弯、方法简便、利益直接，深受农民欢迎的“包干到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土地革命。但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此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呼声十分强烈。上个世纪60年代，曾希圣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被认为是“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成为人们心有余悸、难以泯灭的“禁区”。但是，处于这个十分敏感的风口浪尖的省委书记万里，农委主任周日礼，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凤阳县委、政府的几位领导人，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在1980年 1月省委扩大会议上，王郁昭首次提出要为“包干到户”上户口的要求，得到万里的赞同。这时，吴象、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姚力文、农民日报记者张广友三位媒体主将，不惜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精神奋力著文，对此表示强烈的支持，在省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万里在这次会上讲了“包干到户不是分田单干”，接着又说，“就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强音。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支持凤阳县小岗村改革的谈话。但是，这个争议仍然在持续发展。同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改革问题，发生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激烈争论。这时，万里调到中央任副总理，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在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与“也可以包干到户”，使“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第一次上了中央的“户口”。吴象为此写了一篇《阳关道与独木桥》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虽然遭到了反对者的强烈批评，但包产到户深受农民的欢迎，这一创举的烈火在各地迅速燃烧起来，促使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的一个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包产到户）——中央75号文件在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982年中央1号文件充分肯定这项改革，认可了农民的伟大创造。

第二是吴象的治学精神问题。记得在2007年，吴象同志写了一本《重温人民公社》初稿（7万字），我看到后觉得很好。这年看到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陈乐民提出学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这篇不朽之作反映出司马迁的三条治学方针：一是“述往事，思来者”；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问了十几位博士生，没有一个读过这篇名作。他说，现在学西方的，缺乏中国味，多是洋腔洋调，应多学点中国自己的东西。读后觉得有很大的针对性。吴象同志著书立说都是来自实践，有开阔的视野，能听取并吸收各种有关的见解，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勇于创新，完全符合司马迁的三条治学方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应大力提倡与弘扬这种治学精神。

张木生（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只要你仔细看一下吴象同志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有这两种身份：他不仅是一位农村经济理论的擅长者、长者、优秀学者，而且是一个文字特别干净、文风朴实的作家。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优秀知识分子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应该说吴象同志就是这样的脊梁。

吴象同志1978年又受调查，8月从山西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之前通知他的是任宣传部长。山西的案子还没完，当时给他定的罪名是反大寨，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去的安徽。去安徽之后，吴象同志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饿肚子饿出来的我们共产党的大学问。

其实，万里同志在安徽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两年半。能发这样的“省委六条”，为什么有这个主心骨？六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是要推翻“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

万里同志就是要叫老百姓过上好生活。他看到一家农民，全家6个人只有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这条裤子给她们，她们就下不了炕。他说，建国30年，我们真对不起农民。

我第一次我受到吴象同志震动，是1980年11月看他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当时眼前一亮，吴象同志他确实有新闻人的特点，《阳关道与独木桥》《从昔阳到凤阳》，包括《大写的人》，也是文风朴实清新，文字干净漂亮，作为中共第一代新闻人，吴象同志非常会抓眼球。

1968年底，我的《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大量的手抄本传播，让我进了监狱，后来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同志到79年代中才把我放出来的。我曾将吴象的《从昔阳到凤阳》拿给周惠同志看，他说这是中国的希望。我调社科院农研室是周帮的忙。吴象同志能够一路支持万里，一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真正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吴象同志作为万里同志最主要的助手，他们这一系列的主张，把地借给农民，然后去支持最基层的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就是一个基层干部，但是，正确的东西往往就是从基层来。包干到户，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支持，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自己的安危荣辱都可以置之度外，这是第一位的。

吴象同志到北京之后，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他都是参与者。当时搞五个“一号文件”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以杜润生同志领导的整个班子，几十次的修改，半年的调查研究，而杜主任那时说，文件一定要让农民看得懂。农民将文件贴在自己的墙上，甚至贴在扁担上。他出去长途贩运时，你扣查我的东西，我就和你讲理，这是中央的话。另一出大戏，是吴象同志作为万里同志的主要助手，万里同志在每年农村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多出自吴象同志之手，他们与杜主任的合作，可以称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

现在纯农业只占GDP的7.6%了。还有5.6亿农民在农村生活，进城的农民工2亿多，但是，他们并不享受城市公民待遇，这些已经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万里同志曾经讲过，小平同志也这样表态，农村需要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二个飞跃是什么？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用杜老的话讲，农村需要三步走，可惜我们只走了一步。

第二步是综合农协，第三步是农民的全国性组织，可以和一切利益集团谈判。杜老已经说服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杜老你领着干，搞一两个省做实验，如果搞通了，咱们全国就推广。后来就出现了政治风波……

今天我们回忆起来，现在更加思念像吴象同志、杜润生老、万里同志这样的领导。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杜鹰也去了，向万里汇报。万里同志说，你们多次来汇报，该说的全部都说完了。今天剩下的时间，咱们搞点自由化，跟我说说，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从马克思的定义、列宁的定义，到我们自己教科书的定义，都说了一遍。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万里同志说，什么是我们初始的社会主义？就是叫农民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断地得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开始的那个社会主义。有人哈哈大笑，说万里同志，你这个提法还不如赫鲁晓夫的土豆加牛肉。万里同志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中国的起点就是很低，你只能从低起点干起。

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忘了，忘了就是自我背叛。那时候，我们发展组能有一点点成绩，就在于能够上捅红墙，万里同志，杜老当然也包括有吴象同志这样的人，帮我们从中转圜。我们可以直接深入到农户，确实就是这样两条腿走路。那时我们下基层，中央政研室、中央农研室都给我们开介绍信。

刚才杜鹰说的滁州六县调查，冒着41度的温度，一个多月，晚上，你想到农民的池塘泡泡，降暑，但那个水都是热的，进去你就得跳出来。我们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才能真正干出一点有利于人民的事，有利于农民的事。

孟晓苏（中房集团理事长、曾任万里同志秘书）： “改革从安徽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这是全党对我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上的起源地的共同认知。“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就是从习仲勋同志开始”，我前几年讲出的这两句话得到普遍认同。1983年我到万里同志身边工作时，正是农村承包制改革从安徽向全国推进的时期，那时五个“一号文件”陆续发布，农村改革捷报频传。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了8千亿斤，万里同志看到消息非常高兴，他跟我说，“没想到冒出8千亿斤粮食来，看来这条路走通了”！

我认识吴象同志就是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吴象同志跟随万里同志，亲身参与安徽农村联产承包制试点；在农村承包制受到质疑和责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秉笔直书什么是“阳关道”、什么是“独木桥”；调入中央和国务院农研室工作后，他奋力把安徽改革经验推向全国。我还记得1985年初春，万里同志让吴象与我一起在四川农村考察，还嘱我向吴象同志学习。吴象同志的改革热情、理论功底、求实精神、调研能力、宽厚人格与严谨文风，都让我钦佩不已和深受教益。

40多年改革开放使农村与城市都发生巨大变化，农民进城推动了城镇化。在原来的改革任务完成后，新的改革任务又摆在面前，比如农村建设用地流转问题。我在2007年提出的“让农民全家带着地票进城”，2008年起重庆就进行试点，效果很好。对于农村宅基地流转形成的“小产权房”问题，现在有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理论导向，需要的是在法律法规上得以落实。我记得在2000年，万里同志曾经问我“什么是小产权房”？“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转让呢”？我说不是违法嘛。万里同志说：“小产权房违法？你把法律修改了他不就不违法了嘛！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不是违法？后来我们修改了法律，他就不违法了”。我说：“听明白了。”万里同志指着我说：“你去讲！”根据万里同志的指示，我持续讲了很多年，但一直不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

2015年万里同志去世，我从2017年开始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现在搞城市建设的人很多都知道了，我希望让管农村政策的人也知道。李克强总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这项改革还在继续推进中，但进展太慢，最近不少地方出现了“拆违建扩大化”，侵犯农民和居民财产权益，说明改革太慢了不行。这件事需要我们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

我希望吴象同志新书能够焕发人们的改革热情，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万伯翱（中国体育杂志社原社长、万里之子）：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去了安徽当了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当了封疆大吏，有了一定的权力，有了一定的用武之地。也就是说万里老被打倒了10年，实际上恢复他原来的级别了。他原来开国就是城建部的部长。共产党员那时候有了职权以后，首先想的是人民，就是要还欠了人民的账。解放那么多年了，他说我知道农民苦。我们家也是贫民出身，我奶奶也种过地，知道打粮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在“大跃进”的时候，打一千斤打一万斤，首先我奶奶就不相信，我奶奶没文化，说那时候打两布袋麦子就不错了，也不过就是一二百斤，怎么是一千斤一万斤，不可能的事情。我妈妈吓坏了，说别这么说，你这“右倾”言论还得批斗。

所以那时候北京市整个的思想比较稳，放的“卫星”要少得多。有人质问首都为什么不放“卫星”，那时外地一放卫星就是几千斤和上万斤才算“卫星”。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万里同志领导的北京市委在“大跃进”时期是比较稳定的。

话又说回农村改革。我刚才就是说实际上万里同志肯定当时有很大的压力，也有彷徨，内心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你到底这个路怎么走，你要是保官那就是不干，不能违背中央。因为当时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背景，要搞农村改革的话，老爷子是做好了被打倒的准备的。他说过，无非就是再被打倒，当然还有一句话，历史会再给我平反。他有这句话。

搞农村改革经过了斗争。当时极左的那套执行起来方便，也没有什么风险。从上面，起码是领导农业的副总理、农委主任就不同意老爷子搞农村改革，但他们也都是熟人都是老朋友，也通长途电话，通了以后最后也不是那么特别激烈反对了。当时正在春耕，就确定先不宣传不推广不报道，“三不”，意思是先别影响生产。所以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是万里同志没有杜润生、吴象、张广友，还有在座的各位的支持，农村改革是很难成功的。

万里是很了解农民苦楚的。他说，已经穿不上裤子了，你看怎么革命吧，你不能说光着屁股出来革命吧，老百姓已经吃不上饭要饿死了，你说怎么办?我妈妈说，怎么能说老百姓唱着凤阳花鼓出去要饭逃荒是一种习惯呢？那你这个县委书记怎么不去要饭呢？老太太就是论一个道理。老爷子也一样，他虽然是“封疆大吏”，到安徽看到老百姓过春节吃不上饺子，就急了，说杨白劳还要借下二斤面欢欢喜喜过个年，红头绳给喜儿扎起来。那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春节不能没有饺子吃。后来成立饺子办，一定要让老百姓吃上饺子，就是说借也得借给老百姓五斤白面。

因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会长，后来台湾传记文学会邀请我去。我见到了李敖。李敖是敢说真话的。他见了我，拍我肩膀说，万先生，我很佩服你们那些共产党员。后来又低声跟我说一句，是过去那老共产党员。我父亲他搞农村改革，开始时遇着大旱，旱得人要死了，所以就让农民借荒地度灾。

老爷子非常感谢吴象，感谢张光友，感谢孟晓苏，感谢在座的所有接触他的同志，这是真心的，而且是有行动的。万老在新华社社长穆青去世的时候，专门到新华社给他三鞠躬。老爷子说，穆青同志在我困难的时候，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的。当时，因为《人民日报》登出“张浩来信”，反对老爷子。有人拿着信，很尖锐地问他，《人民日报》反对你，万书记你怎么办？问你到底是要什么。老爷子回答，要人民。

老爷子绝对是一个爱人民的，而且无私的共产党人。你们也知道，最后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吴象叔叔吊唁时嚎啕大哭。晓苏同志待了7天。我扶着百发去的，我说百发大叔你找我就对了，我这大侄子伺候你，扶着你，你给我打电话就对了，我在门口接着你。我扶他到灵堂那里，他突然说，我得行弟子之礼，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突然就跪那了，我拉也拉不住，他磕了三个头。还有湖南商会的会长钟建国，磕了九个头。还有几个人，还有冯巩也磕了九个头，还有吴官正躹了九个躬。后来我见了官正同志，我说听说你给老爷子躹了九个躬， 他回答说我躹多少躬都是应该的。当时也来吊唁的人可以说人山人海。

小岗村三代领导都去了，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都去了。那个大包干纪念馆是老爷子题的字。老爷子会写毛笔字，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这次用的是硬笔。我到那里一看，留了一块原来没改革开放以前要塌的那个房子，是用木棍撑着的，进入那黑糊糊的草屋子，我看了流泪。 后来发出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老爷子主持搞的，当然也有耀邦同志的功劳，当时紫阳也是很支持的。

为什么90年代初期，江泽民当政的时候确定这两句话，改革从安徽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是有所针对性的。广东改革开放，是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迈出的第一步，而任仲夷是继承和发扬了改革机制。而万里同志从安徽走了以后，后任是反对农村承包制的。那时任仲夷同志的改革力度很大，而且是改革思想很强， 当时 《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写任仲夷的，刊出时用的大号字，写得很好。田纪云到我们家去时，我说田叔叔这文章写得真不错，他一是看写任仲夷怎么改革开放的。他说，老大你这个文章借给我，我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今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肯定吴象同志的作风笔力，和他坚持改革开放思想，我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高兴。改革开放，老爷子肯定是一个闯将，叶永烈说他是第一闯将。小平同志真是一代领袖。他在著作里说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有功劳的，有贡献的。他这句话就已经总结了，就是给万里农村改革这个事正式上了户口了。因为老爷子说当时我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就是宪法里面是反对的，既不合党法，党章里头也是反对的，所以，说他是第一闯将。

吴浩（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各位前辈，我是吴象老先生的小同乡，徽州休宁县的。第一次见到吴老的时候，我是在北大上研究生。当时吴老已经80多岁，他回安徽的故乡看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在皖南的山村休宁县，有个企业家兴办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是2003年9月办的，是企业家投资创办新式的职业学校，推动山区的农民经济，同时又对职业教育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就提倡工匠精神，投资培养这种职业的能力。除了传统劳动技能之外，还有现代公民的意识，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会要求他们独立打出一张八仙桌和太师椅，同时给他颁发一个匠师学位，做得非常隆重。

吴老就非常的关注这个现象，当时就委托我去做一些实地的调研，同时也关注这个学校的发展，后来，这个学校的创办人又新办了一所叫德胜平民学校，秉承陶行知先生的理念，在徽州做平民教育新的尝试。吴老就委托我，他说我们一起执笔，于是，我有幸和吴老在2005年的下半年，共同署名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一石三鸟的伟大创举》，另一篇叫《雕出德能勤技匠士》，发在新华社的《瞭望》周刊上，现在中国知网上也能查到。吴老对于这种新的平民教育的实验，对于这种新的在农村，在21世纪的前期新的改革创举，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经济、教育、文化等等方面，为这种新的创举，鼓与呼。我记得标题是吴老自己亲自加上的，就叫作“一石三鸟的伟大创举”。

后来跟吴老有了更多的接触，包括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当时记得是2005年的下半年李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吴老和刘玉老师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我去医院看他时，吴老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找到李敖演讲的全文给我看看。凤凰卫视对李敖的演讲做了全场的录像，我也有幸有这个视频，我当时拿着电脑到中日友好医院给吴老和刘玉老师看，两位老共产党员从头到尾，认认真真把李敖的演讲看了，同时还不时地点评他的演讲。

我毕业后在外研社工作，当时有一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当时我就找到阿丽老师，我说我们希望把这本书，也就是今天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伟大的历程》最早的初版，我们争取到一个机会，把吴老这本著作翻成英文。2016年的1月，在印度的新德里国际书展上展示了出来。我们还做了一个首发式，专门来介绍这本书，崔传义老师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也写到了这个情况。当时印度的一些学者看到这个英文著作的时候，认为这本书对印度现代化的农业，以及一些方面的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参见吴小象、吴二象、吴阿丽《[为农村改革鼓与呼——儿女眼中的吴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