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把《辛德勒的名单》看了一遍，真是太感人了。

今天又把《辛德勒的名单》看了一遍，演员演得好，编剧剧本写得好，当然小说原作也非常棒，最厉害的还是导演，镜头的运用，光影的表现，配乐的选择和节奏，全片黑白，唯一的那一抹红色，每次看都心痛，都泪目。

这部电影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达到了直击人心的力量，面对人性，面对生命，辛德勒做出了让历史铭记的选择。经典之至，感人至深。向导演致敬！特别是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一定要防止再次发生！！

经典台词：

“当你挽救一条生命，你就等于挽救了全世界”。

下面是搬运过来的：

制片过程

发展

辛德勒犹太人波德克·费佛伯格将传播救命恩人的故事视为他一生的使命。费佛伯格在1963年时曾尝试与米高梅合作拍摄一部传记电影来纪念奥斯卡·辛德勒，并想要霍华德·科赫来编剧，但最终未能如愿。1982年，托马斯·肯尼利在和费佛伯格见面后出版了《辛德勒的方舟》。美国音乐公司（MCA）总裁Sid Sheinberg给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寄去了一份《纽约时报》上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斯皮尔伯格对辛德勒的事迹感到震惊，还开玩笑地问这是不是真事。斯皮尔伯格“被辛德勒矛盾的本性深深吸引，……这是一个关于纳粹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这样一个人突然之间就愿意花光所有积蓄来救这些人的命呢？”斯皮尔伯格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引起环球影业的关注，他们愿意花钱买下该小说的版权。1983年，斯皮尔伯格与费佛伯格见面。费佛伯格问斯皮尔伯格：“求求你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开拍啊？”斯皮尔伯格回答道：“还要等十年。”（在片尾，费佛伯格被以“Leopold Page”的名字冠以顾问的头衔。）

斯皮尔伯格自己并不是很确定，他是否已经成熟到足够拍一部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拍摄计划一直徘徊于“他那羞愧的良心”。斯皮尔伯格曾想让给罗曼·波兰斯基，但对方没有接受。波兰斯基的母亲在奥斯维辛惨遭杀害，他自己也曾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生活过。但波兰斯基最终还是在2002年导演了一部属于他自己的犹太人大屠杀电影——《钢琴家》。斯皮尔伯格还将拍摄机会提供给薛尼·波勒和马丁·斯科塞斯。然而，斯皮尔伯格也不确定是否要让马丁·斯科塞斯执导本片，他后来说：“我差点就把为我的孩子、家庭留点什么的机会放走了”。斯皮尔伯格最终在1991年给了斯科塞斯重拍《海角惊魂》的机会，让自己来拍摄本片。导演比利·怀尔德表达了对于拍摄本片的兴趣，想要把它作为“对我曾在奥斯维辛受苦受难的家人一个纪念”。

斯皮尔伯格在听说波斯尼亚大屠杀，以及了解到一些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论调后最终决定拍摄这部电影。柏林墙倒塌后，新纳粹主义出现。斯皮尔伯格开始担心人们过于容易接受偏执的意见，就像是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样。Sid Sheinberg为这部电影开了绿灯，但开出了一个条件：斯皮尔伯格要先拍《侏罗纪公园》。斯皮尔伯格后来说：“他知道我拍了《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就不会想拍《侏罗纪公园》了”。

1983年，托马斯·肯尼利被聘去改编他的《辛德勒的方舟》，他最终提交了220页的手稿。肯尼利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辛德勒的几个关系上面，并且承认他没有把故事压缩得更好。斯皮尔伯格又聘请了曾修改过《走出非洲》剧本的Kurt Luedtke来写出另一个草稿。Luedtke四年后最终放弃了，他发现辛德勒内心的改变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马丁·斯科塞斯还聘请了Steven Zaillian来写剧本。当Zaillian把稿子交回来时，只有115页。斯皮尔伯格认为太短了，并要求其扩充至195页。斯皮尔伯格想要在故事中多关注犹太人，他想要扩充犹太区大清洗这一段，因为他“深深感到这一段情节必须是最惨不忍睹的一段”。他想要辛德勒的转型显得不突兀，而且要突出人物的矛盾心理，不是“甚么爆炸性的心灵净化，若是这样，那这电影不就跟《大逃亡》一样了吗？”

配乐

为该片配乐的是约翰·威廉姆斯。他一开始被该片所震惊，并认为配乐非常有难度。他对斯皮尔伯格说：“你得去找个比我更好的来给这电影配乐。”斯皮尔伯格回答：“我知道，但他们都死啦！”[5]威廉姆斯亲自弹奏了主题钢琴曲，也听从斯皮尔伯格的意见，找伊扎克·帕尔曼来演奏了一个小提琴版本。再一次对帕尔曼的采访中，他说

“……他（威廉姆斯）把每个音符都表现得非常真实，令人难以置信。我问，‘你这音乐是哪儿来的啊，约翰？’他说，‘我跟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练习了一下，然后所有的灵感都非常自然地出现了。’”
记者：“第一次要你为《辛德勒的名单》演奏的时候，你是一口答应了，还是犹豫了一会？或者说，你不确定你是不是想要给电影配乐？”
帕尔曼：“没有，从来没想过。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题对我非常重要。我感到我可以了解了解历史就开始创作，感受历史，然后间接地沦为历史的受害者。”
在犹太区被纳粹军人清扫的场景中，响起了儿童唱诗班演唱的民谣歌曲《Oyfn Pripetshik》。斯皮尔伯格的祖母经常给她的孙辈们唱起这首歌。黑管独奏是由传统东欧犹太教音乐家Giora Feidman录制的。威廉姆斯因本片配乐第五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

象征意义

红衣女孩

尽管这部电影大部分采用黑白拍摄，但片中出现了一段极其罕见的彩色片段——一名女童身上有鲜艳的红色衣服。这个颜色第二次出现在后面运尸车中这个女童的尸体上。该角色和曾在克拉科夫生活过的Roma Ligocka不谋而合，她当年也穿着红色衣服。不过，和片中小女孩的悲惨遭遇不同，这位Ligocka女士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电影公映之后，她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名为《红衣女孩：回忆》。然而，斯皮尔伯格安排的这个场景本来是用来纪念Zelig Burkhut所讲的一个故事中的人物的。Burkhut是普拉佐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拍片前的采访中，他给斯皮尔伯格讲述了一个未满四岁的女童被纳粹军人在他眼前被残害的故事。他在接受《The Courier-Mail》采访时形容这种经历“会缠绕你一生都挥之不去”。

IGN网站评论员Andy Patrizio曾经表示，这个红衣女童是用来表现辛德勒的改变。“……女童出现在那一堆堆即将被焚烧的尸体上时，辛德勒的表情显而易见。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对他的车被烧尸体产生的灰烬覆盖感到不悦。”斯皮尔伯格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他只是按照小说里面的内容拍电影，他本人的理解如下：

当时，美国、俄罗斯、英国都清楚发生了大屠杀，但没有一个国家做出反应。我们（美国）也没有派出军队来阻止人们被迫朝向死亡前进，一场不可阻挡的朝向死亡的前进。这些红色的血迹好比人们心中的雷达上最亮的点，这是如此显而易见，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想想办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要把红色带进电影。

蜡烛

影片开头一些犹太人在举行安息日活动时，就出现了蜡烛。当片头的彩色渐渐退去，燃烧的蜡烛渐渐熄灭，一缕青烟迸出烛芯，象征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焚毁的尸体。片尾的蜡烛，则象征着辛德勒善行所带来的温暖。对斯皮尔伯格本人来说，这代表“一抹色彩，代表着希望的一串光芒。”

获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