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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身后,总有悲凉的回音:四行之后的八百壮士和杨惠敏的故事

文章来源:2020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

作者:杨渡

导读:

少年女英雄杨惠敏冒死给固守四行仓库的将士送国旗的故事在1975年版台湾电影《八百壮士》中有着充分的呈现。由林青霞扮演的杨惠敏让人们看到 了这位女童子军队员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对比《八百壮士》,今年上映的大陆 影片《八佰》突出了普通散兵的群体形象,追求顶级的光影效果,却弱化了对谢晋 元、杨惠敏等人物的刻画,因而故事性不如前者。有评论认为,如果说《八百壮士》 是一篇记叙文的话,那么《八佰》就是一篇散文。本文重点记录英雄的身后,回顾了谢晋元的副手上官志标与杨惠敏在撤出四行仓库,走入英国租界以后所经历的命运起伏与人生跌宕。本文作者、台湾知名作家杨渡先生认为,比起四行仓库战 斗,那未曾说出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又动人心魄。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开拍,杨惠敏与演杨惠敏青年时代的林青霞合影。

历史如果像电影,可以结束于最辉煌壮烈的一刻,只留下绚丽、灿烂、热血、英雄的最后一幕,歌声响起,幕落下。那该多好!

然而,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灿烂辉煌过后的际遇,那寻常而折磨人的生存处境,才是真正考验人性的开始。一如希腊神话里尤里西斯漂泊的旅程,是死生的考验,却是另一部史诗的开首。

八百壮士的最后一幕,无论是1975年台湾版的《八百壮士》,还是2020年的大陆版《八佰》,都是结束在历经枪林弹雨,穿过那一条生死交界的桥,在壮烈的拼搏之后,让八百壮士最终得以达到英租界,得了一条生路。

然而,后来幸存的三百多个壮士,和那个女童子军杨惠敏,却在后来的旅程历经磨难,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说出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无由言语,只能默默凝视战争下,生命的卑微,战乱时代的无奈,以及人性的最后的尊严。

2020年九月,《八佰》上映后不久,我接到老友唐湘龙电话:“电影中那个女童军杨惠敏有一个次子叫朱复轰,希望能与你联络,他有心重出母亲的书,想请你帮忙写一篇序。”虽然并不相识,但我好像听到历史召唤一般,想都没想就回应了。直觉告诉我,当历史来叩门,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背后,还有它未曾诉说的故事,需要被听见。

朱复轰随即带来他母亲已绝版的著作《八百壮士与我》一书。此书写作于1969年,原本寂寂无名,1975年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上映,轰动一时。当时林青霞主演的杨惠敏一角万众瞩目。但电影主角轰动,真正的主角杨惠敏却备受冷落。她希望去看戏,跟拍摄的中影公司要电影票,竟只得了四张。而相关人员对她不理不睬。她非常生气,告诉了孙元良将军。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524团,就是属于孙元良将军的八十八师,谢晋元团长是他的部属。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也在电影里参与演出。孙元良听到杨惠敏受冷遇的消息,非常生气,随即拿出了三千元,印刷了一份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相关资料与照片,成为一本简单的书,带着杨惠敏,拿去西门町电影院的门口,公开叫卖。

隔天的报纸即以《电影银幕是主角,戏院门口当小贩》为大标题,附上杨惠敏照片,刊登出来。这是何其反讽的一幕。这时中影公司才惊觉事态严重,马上来招呼照应。而此时电影《八百壮士》正作为政策片在轰轰烈烈地宣传着,全台大卖。

孙元良贵为退休将军,依旧如此烈性,而杨惠敏的耿直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这时,《八百壮士与我》一书终于重新出版,并发行到一些学校中,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

朱复轰说,从小到大,他常常看见妈妈自己坐在那里,眉头紧锁,眼神深沉,神情忧伤,久久不说一句话,有时呼唤她,也没有回应,好像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那时候的社会,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忧郁症,只知道她心事重重,郁郁寡欢。还好,爸爸是台大教授,年纪比妈妈大了三十三岁,经济上还算小康,家里请了保姆帮忙照料。

直到1975年电影放映了,八百壮士重新受到肯定,她再度成为被瞩目的英雄,她才愿意走出来,面对自己是杨惠敏的历史。自1947年来台湾后,为了隐姓埋名,她改名“杨希贤”,已经二十几年了。

朱复轰可以感觉到,妈妈终于走出了忧郁,摆脱那些阴森惨然的过往,走出内心的长夜,开始在阳光下展露笑容。

然而,那长夜,已经紧紧笼罩她的心,长达三十五年。

一切都得从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穿越枪林弹雨,走入英国租界开始。

少年时期的杨惠敏在校园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幸存的三百多人退入英租界,进入跑马厅,随即依照国际公法,全体解除武装。当武器全部缴出时,所有士兵泪流满面,他们知道,战斗被结束了。

11月1日,孤军被带入胶州路的意国兵营,划定界限,不能跨越租界一步,自此成为租界区中的“国际俘虏营”。仅存者被称为“孤军营”。常有上海市民、外国友人有感于他们的英勇,会赠送各种食品和日常用具,供其使用。每个周末有如节庆,可以自由进出参观孤军营。但随着日本侵略扩大,战情恶化,他们处境也愈加艰困。

谢晋元并不气馁,他知道部队有大部分士兵是文盲(一如《八佰》里所刻画的那样),他筹办读书班,让士兵有机会受教育。每天早晨,他依旧集合所有人,作五分钟的精神讲话,跑操场,维持体能锻炼,随时准备上战场。1938年8月11日是八十八师在无锡誓师抗日一周年纪念,孤军特别向租界当局要求举行一次正式的升旗典礼,不料受到营房外驻卫的白俄人的干涉,光天化日之下,对着手无寸铁、准备升旗的壮士扫射,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轻重伤。

他们痛哭,绝食五天抗议。然而,在租界里是列强的天下,孤军处境形同俘虏,有冤无处申诉。从此后更不准升旗,只能唱着“国歌”,在心中升旗。日子一天一天消耗着。

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了扩大宣传,积极拉拢谢晋元,许以重金甚至陆军总司令,都被谢团长严辞拒绝。1941年4月20日,谢晋元在清晨五点举行早操跑步的时候,突然遭到四个持械暴徒的暗杀。他的副团长上官志标舍身上前要抢救,却不敌暴徒的刺杀,身中六刀,不支倒地。谢晋元壮烈牺牲。

这四名暴徒是谁派来的,众说纷纭。然依当时上海情况,当属汪精卫无误。

1941年,随着日军发动珍珠港突袭,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已经与英美交战的日军毫无顾忌地攻入租界。最后的孤军至此全部成为俘虏。从四行仓库撤退至此,他们作为上海的精神支柱,在敌人占领区的租界里,坚守了四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

为了打散孤军,日军将他们编入各地成为苦力、奴工,甚至远至南洋岛国。直到战争结束,仅有一百余人幸存,回到上海。他们有一些人找小工作维生,甘心为谢晋元守坟。这些平凡的生命,仍持守着义人的精魂。

为了抢救谢晋元而身负重伤的副团长上官志标幸而未死,被日军送去当苦力,因劳苦过度而病倒,幸而他机警勇敢,在送医途中逃脱,一路潜行,转入地下,在江浙皖边区参加游击队,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上海。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什么因缘,上官志标在1947年来到台湾,在台南担任寂寂无名的兵役科长。没有人知道他是当年死守四行仓库、转战南北的大英雄,只待他如同一个带着上海口音的外省人,一个平凡的、过早苍老的小公务员,弯着腰在台南新营的乡间,踽踽独行。只有同样来到台湾的杨惠敏常常去新营探望他,珍惜他眉宇间,那永不消逝的英雄气概,和苍老寂寞的病躯。

四行仓库的英勇记忆,也只有他们俩能够互相分享,惺惺相惜。上官志标奉公守法地在台南新营工作了二十年,于1967年九月过世。

最传奇而知名的是杨惠敏。她一生敢做敢当,爱好冒险犯难,仿佛不往险处一决死生,便有负自己气概一般,只要可以报国的事,她都可以朝着艰险前进。

杨惠敏献完旗,被谢团长硬逼着离开而跳下苏州河后,安全抵达公共租界。四行仓库撤退后,她也跟着进入国际俘虏营,替已经解除武装的伤兵战士服务。

然而,消息很快传来,日军痛恨那个暗夜献旗的女童军。那整个情节,实在太戏剧性了,在路透社图文并茂的报道后,感动了全世界,达到非常好的国际宣传效果。日本人恨得悬赏一万银元抓拿她,传闻准备要将她活埋。

英军司令得到情报,力劝杨惠敏赶快离开上海。当时上海已被日本占领,黄埔江上满是日本巡逻的军舰,一般船舶随时接受检查,杨惠敏若在船上一定会被查出来。1938年元月一日,义气而崇敬英雄的英国司令基于对杨惠敏的爱惜,派遣一艘游艇,挂着英国旗,再派两名英国士兵和一个万国商团的成员陪同,单独护送她离开上海。三天后,船终于平安抵达金华。这是日本尚未占领的地方。自此,杨惠敏脱离日本魔掌,但也单独面对所有艰难,跟着无数的难民,开始踏上流亡之路。

杨惠敏从金华走到永康,一路目睹难民在饥寒交迫的寒冬里,互相扶持而行。头顶上是随时来轰炸扫射的日本飞机,沿路是死伤贫病的军民。童子军出身的她看到伤兵就认为应当去照顾。然而到处是伤兵,公路上、车站里、乡道边,根本多到连军队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更不必说流亡中的小女子。她是一个生性热肠的人,看到伤兵又饥饿哀嚎,忍不住用童子军野外求生的方法烧开水给他们喝,又自掏腰包,花了六个银元去买一大袋馒头,分给伤兵充饥。然而这也是杯水车薪,整个中国就是大流亡,几千万人同时在道途上,谁有能力喂养他们?又有谁能保护谁呢?

让杨惠敏感动的是,年轻的学生、农民、工人会主动来照顾人,即使忍饥挨饿,也一路带着大家唱着抗战歌曲,鼓舞士气。

像一条条黄色、混浊、芜杂、悲苦,却又充满求生意志的大河,以浑厚的大合唱,缓缓向大后方流去。

到达南昌之后,她住进一家小旅馆,却不料半夜有人来查房,看见她穿着军服,就认定她是逃兵。等到她写出自己的名字,拿出童子军的证件,他们立刻讶然道:“啊,原来你就是上海四行仓库给八百孤军献旗的那一位女童军!为什么不早说?”而此时上海童军团也已经到达南昌,杨惠敏随即归了队,为难民和伤兵服务。

1938年,杨惠敏到达汉口,接受三八妇女节表扬,同时受到各方政要的接见。包括宋美龄、汪精卫、孔祥熙、汤恩伯、熊式辉等。她逐渐成为一个抗日的代表性人物,受到各界瞩目。

1938年七月,她获选赴美国参加八月在纽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同行者都是世家子弟,外文训练良好,只有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高中生,什么都不懂,像个土包子,她的几件正式旗袍还是当年妇女运动领袖沈慧莲给她置办的。

由于路透社、BBC对献旗事件的报道,她却是代表团里最为世界所知的人,因此被推派为代表上台致词。她诉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战地所见老百姓轰炸死伤、流离失所的惨状,说到激动处,把一双破破的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说:“这一双鞋,曾跟随着我走过中国的战地,皮鞋上沾满中国人的血,同时也有日本人的血。中国人的血是为抗战而流的,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抵抗,为保卫我们的国土和人民的生存权利而宁可血流成河……”

她的演讲激情感人,赢得欢呼雷动,掌声历数分钟而不息。会议闭幕典礼时,罗斯福总统偕夫人莅临致词,随后接见了杨惠敏。隔日,美国各大报都刊载了这一则消息,杨惠敏成了新闻人物。

美国行程之后,她开始前往欧洲旅行,除了受到华侨接待,发表演说之外,也拜会当地政治领袖。最著名的是德国的希特勒。那时希特勒尚未侵略波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杨惠敏,对她勉励说:“你很英勇,也很年轻,希望你好好努力,为了你的国家。”接着,她访问埃及、印度,并受到甘地的接见。可以说,她的行程增加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也建立了她自己的世界观。

回到重庆之后,她去向宋美龄报告,也受到戴笠的召见。宋美龄还特别安排她去中央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她觉得应该有正式学位才好,便考取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读不到一年,幸运之神再度来叩门。美国一位华侨李国钦来信说,已经为她申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问题是,一个流亡青年怎么会有旅费呢?她发愁了一星期,最后迫不得已,决定去找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试一试运气。想不到孔祥熙一番慰勉后,赠送给她一张三千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足以让她去上完大学。

1938年,罗斯福款待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穿童军服的杨惠敏站中间,颇受世界瞩目。

杨惠敏高高兴兴地踏上旅程。先坐车到香港,再等候船期赴美。想不到,命运的转折点在此时发生。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而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在一个月内被日本占领。她陷入两难:前进美国无路,香港生活无着。因为那三千美元是美国银行的支票,只有到美国才能兑现。她只有退回大后方。

幸好,她在香港找到原八十八师的上校师附张裕良,他是杜月笙的学生,正在计划运送一批难民回到内地,让她跟着大伙儿走。他们化装成小商贩,从九龙边界到深圳。再搭船从东江沿水路去惠州。后来杨惠敏才知道,同行的人有杜月笙、王正廷(外交部长)的公子等。

船行水上,沿途岸边时常遇见游击队放枪,险象环生。船夫建议找人去商量一下,请他们放一条生路。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没人敢去当那一只在猫耳朵上挂铃铛的老鼠。杨惠敏看得出来,在场无见义勇为的男儿,于是她的勇气来了,“女儿身男儿心”,自告奋勇去交涉。

那游击队的首领也是个英雄人物,认出了杨惠敏,敬佩她的英勇,再一听她表明要回后方抗战,二话不说,即刻下令士兵不许放枪,他再上船一检查,发现整条船上都是文质彬彬、一脸惊恐的书生,根本无法通过险恶的水路,于是他决定好人做到底,保驾护航,带着他们一路到惠州。

惠州再转到曲江时,杨惠敏碰到从事救灾工作的陈志皋,请她留下帮忙,她在上海童子军就一直从事救灾,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派给杨惠敏的救灾任务并不轻松,是要回到香港接运难民到大后方。第一批是写孙中山传的吴经熊博士全家十三人和上海申报主笔叶秋原全家十四人。她要打扮成小贩,逐一去通知每个人到何处集合,如何乘坐车船等,最后总算平安救出。

第二批比较奇特,是林森的家属,有三四十人。到了第三批结束,她已经感觉日本警察在注意她,该回重庆了。不料陈志皋说,接下来这一批非她去联络不可,因有两个名人,是日本人亟欲拉拢的对象:梅兰芳和胡蝶。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要求,已经蓄了胡子,表明心迹;胡蝶则被要求去东京游玩,拍一部“胡蝶游东京”,表示心向日本。国民政府想带他们到后方。如果不认识的人去接头,他们一定会恐惧是日本特务的诡计,不敢答应。但杨惠敏上过报,他们一定认得,爱国心举世皆知,可以信任。如此一来,这一次任务非她莫属了。

这激起了她的荣誉心,决定再冒一次险。她打扮成卖鱼的小贩,像个男子,手里拿一个盛满小鱼的篮子,身上俱是鱼腥味,找到梅兰芳的家。此时,梅兰芳己失去中国四大美男子的神色,满脸胡须,衣着随便,像个潦倒落魄的半百老翁。他起初不敢相信,等到杨惠敏露出本来面目,他认了出来,便坦白表示,实在没办法走,逃难太危险也太辛苦,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剧团,手下四五十人要打理,不能弃之不顾。

如此苦衷,她也只能表示体谅。临走前,梅兰芳毅然决然地告诉她:“请你转告内地关心我的朋友,我梅兰芳绝不替日本人唱一出戏。”

随后,她转到胡蝶家。应门的老太太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着她。她赶紧表明:“我是重庆来的。”老太太惊慌地打量着她,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是来找胡蝶小姐的,有一封电报要交给她。”

老太太将信将疑地往里通报去了。随后胡蝶出来了,招手让她进屋子去说话。

胡蝶果然是天生美人坯子,光艳照人,而且脑子非常清楚,从容地问了她一些关键问题。杨惠敏说明来意,同时拿出杜月笙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给她看。此时胡蝶完全相信了。更出乎意料的是:胡蝶非常果断明快,当下就决定回大后方,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

刚碰过梅兰芳钉子的杨惠敏非常开心。胡蝶叫女佣端出一份甜芋头给杨惠敏当早餐。那甜蜜的口感和胡蝶爽朗答应的快意,让她非常高兴,永远牢牢记得那甜芋头的滋味。因为那是她唯一一次和胡蝶的当面交往。

杨惠敏还特别交待,逃难过程很危险,最好只带两件行李,以方便搬动。胡蝶随后和一批难民一起离开了香港。留下她的母亲,也就是那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仍在九龙。此举可能是避免引起注意。

杨惠敏没有走。因为此时日本正在追缉这个“中国的川岛芳子”,她怕同行会给胡蝶和难民带来危险,宁可独行。

一星期后,她听说了胡蝶和难民的行李被抢劫的事。而胡蝶的行李,据说有三十箱之多。其中不乏她从影以来的全部积蓄、珠宝、收藏等等,胡蝶痛失毕生积蓄,心中充满怨念,更希望找回行李。有人告诉她,要从拦路土匪的手中找回行李,只有找黑白两道通吃的特务头子戴笠,这是唯一有办法的人。胡蝶是名人,到了重庆,自然各方邀约宴请,其中就有戴笠。于是她向戴笠一诉苦,戴笠正想追求她,如此天赐良机,岂能放过,立刻兵分两路,一路查案子,一路去国外买珠宝。

一查,居然查到杨惠敏和另一个军统离职的商人赵乐天的头上。赵乐天是杨惠敏在路上遇见的跑单帮商人,因为要假扮成商贩,杨惠敏与他偕行比较方便,甚至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夫妻档。但实际上,二人以兄妹相待。赵乐天和香港杜月笙的手下罗四维等人交往,而他们之中又有人为了情报工作,和日本警察、商社有往来。犬牙交错,互相渗透,这本来就是地下工作的特色。若要以交往关系来追查,那根本无法做杨惠敏这种救助难民逃亡的工作了。然而,要以她交往的人来将她入罪,却非常容易。

就这样,杨惠敏以“通敌嫌疑”和“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入狱。更严重的是,逮捕她的人不是警察,而是军统的特务。而逮捕后所送的讯问囚禁之处,竟是军事监狱。

负责侦讯她的是一个二十多岁名叫李焕的少尉检察官,和另一个少校。他说,有人说你是日本间谍,有没有这事?杨惠敏一说出四行献旗往事,以及在香港抢救名人的过程,就知道她不可能是日本间谍。于是他签了公文:杨惠敏是老百姓,不是军人,应该送一般法院审理。

却不料两天后,戴笠发话了:“你们不办杨惠敏,我就办你们。”李焕知道惹上大麻烦了,吓得立刻以父丧为由请辞。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他,自此离开司法系统,后来加入蒋经国的中央干部训练学校,成为蒋的得意门生,到台湾后更受到重用。谁也没想到,侦讯杨惠敏会是李焕人生的转折点。

在戴笠主导下,谁也不敢营救杨惠敏。她被送到军统著名的、有去无回的监狱──渣滓洞。

杨惠敏被逮捕后,面对每天的逼供刑求,所问的问题就是:胡蝶的行李为什么被抢?到那里去了?

她根本不知道,也无处求救。被关在军统的黑牢里,呼天抢地,天地不应,只能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她才知道,军统的特务还去她的老家镇江搜索,要找行李的赃物,把她的母亲吓得半死。而当时镇江已是日本人统治区,由此可见军统特务的用心拼命。戴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因为他想追求胡蝶。传说他为了安慰胡蝶,还让人依照胡蝶的叙述,特地去国外买一些舶来品,包括珠宝、香水、化妆品、名牌服饰等。这是香港的贵妇人才有的东西。

胡蝶是明白人,这些东西太新,本不是她用过的,因此知道这是戴笠的用心。他明白表示追求。有一传说是,胡蝶应邀赴戴笠宴请,餐后戴特意留下她,送给她一颗大钻戒。胡蝶知道不能轻易答应,便回复说:“我已经结婚了,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却不料戴笠说:“你不用担心。我也帮你先生安排了出路。我会照顾你们的。”

胡蝶回去一问,她先生潘有声说,戴笠已经安排他去昆明任职,做贸易生意。“戴先生的安排,我能不去吗?不去还能有命活着吗?”

胡蝶夫妇至此被拆散,一在昆明一在重庆。因此外界一直传说,戴笠将胡蝶“金屋藏娇”,养了起来。说得胡蝶有如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但事实上,胡蝶在重庆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活动的,她可以出来应酬交际,接受邀请出外拍电影。

有一位学者因此做翻案文章认为,她是自由的,胡蝶根本没有被戴笠金屋藏娇,还可以出来应酬,接拍电影。然而,这恐怕是由于他不了解权力运作的本质与戴笠权势的通天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才会如此天真。

恰恰相反的是,她的自由,都是在戴笠的笼子里的自由。设想,邀请她拍电影的电影公司如果没有得到戴笠首肯,敢拍吗?在戴笠控制下的重庆,拍得成吗?而胡蝶如果没有问过戴笠,敢答应吗?戴笠想赢得的,是美人心,而不仅是肉体。所以他也不会将胡蝶封锁起来,而是让她成为一个更有权势的人,可以在重庆呼风唤雨,让她习惯这种生活作风,就更无法摆脱对权势的依赖,唯有对他百依百顺,最后心甘情愿成为他的女人。这才是戴笠要的。

应该说,胡蝶也是一个非常聪慧、手段灵活而深谙世情的女人。她审时度势,若是违逆了戴笠的意,不给他面子,随时会出事,甚至被暗杀都无处伸冤,她的丈夫更可能会因为戴笠的愤怒嫉妒,生命危险。与其如此,不如虚以委蛇,保持情面,与戴笠往来,甚至接受他建的别墅,但另一方面又不答应他的求婚。至于何时同意结婚,胡蝶大可以用“丈夫不同意离婚”,或以“唯有抗战胜利,才愿意结婚”为由(这理由在抗战时期,盛行一时),把戴笠挂在得与不可得之间。似得而未得,这才是对付戴笠的最好办法。否则真正得到了,他从来也不曾珍惜。这一点,老于世故的胡蝶不会看不透。

这也是为什么戴笠飞机失事后,有军统的人说,他急于要飞上海,想看看胡蝶的离婚协议签字了没有,他想着要和她结婚。

至于杨惠敏,她曾经是那么受重视的抗日英雄,怎么就这样销声匿迹,被关在黑牢,难道不会有人忽然想起吗?

会的。杨惠敏曾透过一位来探望的牧师去找蒋夫人帮忙。多年以后,杨惠敏听蒋夫人身边的人跟她说,当时宋美龄曾向蒋介石说情:为什么不让戴笠把杨惠敏给放了,她只是一个爱国的小孩子,是无辜的。

蒋介石却说: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这是杨惠敏的儿子朱复轰所记忆的母亲说过的话。至于真实情况,谁说出来的,便无法考证了。

宋美龄都无法了,谁还能有办法?

军统特务既然有意整死杨惠敏,她又不承认抢劫案和“通敌”,于是另想个法子,逼供要她承认是共产党,说只要承认,签了字,明天就可以放出去。还好,渣滓洞里的确关有不少共产党人,他们都清清楚楚告诉她,千万不能承认,一承认,在自白书上签了字,就立刻拉出去杀了。以后谁想帮你平反都不可能,因你已经自己画押。

杨惠敏撑住了。当然也吃尽苦头。因为渣滓洞的特务必须有“业绩”,逼不出供可以,但不能偷懒不逼供,所以他们天天要来打她巴掌。左一下,右一下,一天打两百下。杨惠敏被打得精神几乎崩溃,他们也打累了,却只能天天做。特务明白讲:没办法,那是上头的“规定”。

杨惠敏绝望欲死,却无处可死。甚至抗战胜利了,她的“通敌嫌疑”还没有洗刷,她还被关在渣滓洞。这一切,竟然要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了飞机之后,军统开始人事更替,整编机构,胡蝶也跟着她的丈夫走了,戴笠的禁忌解除了,军统的人明知杨惠敏是冤枉,才决定把她释放。

可是,杨惠敏仍然很有骨气,她坚持,总不能平白无故坐了三年半的牢,却没有一个交待。是清白无辜的,法院也要给一个正式的判决。否则,不就是等于默认她是有罪的?以后出去怎么做人?

她要的是一个正式的判决。她要拿着判决书告诉世人,我是无辜的。

失望至极的杨惠敏回到家乡,却看到更悲痛的事。

她的弟弟被姐姐的爱国壮举感动,也去从军,为国牺牲。她的父亲因为女儿在黑狱、独子战死,竟郁郁而终。只剩下裹过小脚的年迈的母亲,和外孙女住在镇江乡下。杨惠敏哭倒在地,不知一切苦难所为何来。

她在家乡住了半年,毫无出路,只感到前程茫茫。她觉得,此生从一个爽朗正直的热血爱国青年,一个受敬重的为八百壮士献旗童子军,可以出国留学开创前程的少女,沦落到黑牢死狱,沉冤莫白,一切都被胡蝶给毁了。失望至极的她听到朋友给她一个讯息说,刚光复不久的台湾有一个教书的工作机会,要不要去应征?带着远离家乡和伤心地的期望,杨惠敏在1947年来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女师专、金瓯女中担任体育和军事教员。

有一些学校女伴看到她的名字,了解她的身世,却见她郁郁孤独,深表同情,就找她一起聚餐。有一次,她们要去台大一位体育教授朱重明家聚餐,便邀她一起去。席间有人谈起杨惠敏那离奇的遭遇,到现在还常常半夜做恶梦,哭着惊醒,梦见自己在渣滓洞被刑求,很可怜,现在台湾也无人照顾。

朱重明后来对她说:“如果你愿意,不嫌我们年纪差很多,就嫁给我吧,我可以保护你。”

朱重明生于1887年,早年跟着陈英士参加同盟会,在秋瑾被杀后,陈英士派他去暗杀接替的巡抚,随即搭船流亡日本。当时日本对同盟会采取庇护政策,因此并不需要签证。朱重明在日本学习体育、军事,希望强身报国,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陈英士担任上海市长,他做了邮电局长。抗战时到重庆教体育,当时体育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之前殖民地时代台湾的体育科目只有日本人才能教,因此台湾光复后需要大量台籍体育教师。朱重明于是受邀来台湾,进入台大,负责安排课程,尽快培养三千名体育老师。

也因朱重明在体育界的辈分高,所以他会邀请年轻辈的体育老师在他家聚餐,才得以结识杨惠敏。然而他们终究差了三十三岁,他怕杨惠敏不愿意。

此时,受尽苦难的杨惠敏只求有一个安全、安稳、可靠的人可以依赖,何况她也已二十八岁,在当时算是高龄未婚的女子,因此很快就同意了。两个人虽然有年龄差距,但杨惠敏在渣滓洞被折磨了三年半,出来时,一脸沧桑,看起来竟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结婚后,杨惠敏依照当时习俗,搬过来住台大宿舍,也辞去工作。朱重明希望她摆脱旧日阴霾,重新开始,因此帮她改名为杨希贤,只希望她当一个贤惠女子,不再做那冲锋陷阵的女侠。

他们的家在温州街十八巷,隔壁住着台静农,对面是殷海光、彭明敏。家的院子不小,杨惠敏勤劳,想贴补家用,就把房子后面的小房间租给学生,自己还在院子的围墙边隔了一块地,用来养鸡。每天早晨,为了消除鸡粪的味道,她会穿着长筒雨靴,用水龙头冲洗。有一次,她刚洗完鸡舍,没来得及换鞋,就去儿子的小学送中午的便当。那时还没有营养午餐,学生的便当都得自己带。当她送到教室时,朱复轰的同学都笑问他:“你妈妈怎么了?天气这么热,又没下雨,怎么穿着雨靴?”害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朱复轰一直觉得,妈妈只是一个镇江乡下来的孩子,外祖父本来是乡下农民,因缘凑巧,救了一个跌落在乡间小路上的牧师,牧师为了报答,让他的女儿去读刚刚创办的教会小学,女儿长大后,去继续念中学,却不料碰上八一三淞沪会战,最后成为四行仓库献旗的英雄。然而,在妈妈的本性里,总是有那么一种乡下人的耿直和土气,像泥土一般厚实,非如此不可的坚持。碰到那奸巧诡计,她除了自己恨得心中郁结暗黑了一大片,竟毫无办法,就这样把恨意吞在心里。

朱重明只知道她很不快乐,半夜常常被恶梦惊醒,哭呀哭个不停,在黑暗中,就那样坐着,看着幽暗的天色,直到天亮。1949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朱复圭,1953年生下第二个孩子朱复轰的时候,朱重明已经67岁了。

童年的时候,朱复轰常常看见母亲独坐在幽暗的一角,默默流泪。她的眼窝也深深锁着一层雾一般的忧伤。有时她会突然发怒,大声骂人,却又不知为了什么,自己又沉郁下去,默不作声。所幸父亲请了保姆帮忙,他们的生活起居有人照料。

1940年代最红的电影明星胡蝶。

后来,朱重明鼓励她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杨惠敏在书写中,一点一滴,找回当年那些记忆的细节,四行仓库的桥边,英军协助的温暖,炮火纷飞的爆炸,枪林弹雨的冒险,苦难流亡的勇敢,美国之行的风光,各国政要接见的荣光。那些被幽暗压抑的记忆,逐一归来。她仿佛在写作中,找回那个热血爱国、奋不顾身的女童子军,那个被关押在渣滓洞的黑牢里,等待拯救的杨惠敏,更找回那勇敢侠者的本性。

她仿佛透过写作,把自己一生的冤屈,一腔的怨恨,一生的荣光,一次诉说。

1969年,《八百壮士与我》一书出版了。虽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她把书送给了孙元良以及当年参加过抗日的老朋友。这一段记忆,仍鼓舞着人心。

1969年,八十三岁的朱重明从台大退休,隔年就过世了。

1971年,台湾兴起一阵“宣传片”的电影热潮。先是《英烈千秋》,继之《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筹拍之初,导演丁善玺知道杨惠敏故事,其人也在台湾,非常兴奋地前来请教。杨惠敏也非常高兴,和导演、剧组热切交流,说着当时的场景细节和许多人的事迹。当她看到导演要林青霞游过苏州河,将国旗送进四行仓库,忍不住纠正说:“不是这样啊,当时我是用爬过去的,在铁丝网下面爬的。”然而丁善玺说:“你就别管那么多,电影就是要有戏剧性。你那样拍不好看。反正送国旗就对了。”最后她只好将历史原貌说说就算了。

电影出来后,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宣传的时候,找了她和林青霞合照。后来蒋经国还在阳明山中山楼举办电影放映会,邀请她去出席。电影放映到中间,银幕上的杨惠敏献了旗,谢晋元用两根竹竿接起来,把国旗升上去的时候,响起雄壮的歌声。此时台下的杨惠敏竟激动得不能自已,突然站起来大喊:“立正!敬礼!”自己还举手行童子军礼。

电影院里,观众都惊呆了,不知如何反应。此时,蒋经国竟然跟着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蒋经国一站起来,旁边没有人坐得住了,一起站了起来,直到那激情的一幕结束。

那个激情热血、慷慨激昂的杨惠敏回来了。

书的写作,电影的放映,让杨惠敏终于摆脱忧郁症,重回人间。此时她已经白发苍苍,虽然只是五十几岁,却像六十几岁的老太太。但她的脸上,流露出开朗的笑容。她终于撑过来了,开始和老朋友聚会,开心地参加各种纪念抗战的活动。

她依旧像个女侠,倔强自重。有一次,朱复轰想进电视公司工作,请妈妈帮忙去说一声,她毅然道:“妈妈从来不求人。”

每次受邀演讲,谈到往事,她总是一再说:“抗日牺牲的无名英雄有千千万万,我的献旗故事,是因为有英国BBC的报道,才能见天日,传播到国际。在抗战期间,还有军民同胞死伤无数,这些人,没有国际关怀,这些人,每个都是血泪抗战的无名英雄。今日我们别忘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978年,她不幸中风,左脑受损,无法言语,住进荣民总医院。生命力让她坚持着,直到1990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Last Modified: August 7,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