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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独秀:书生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序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

作者:张宝明

导读:

党史研究者陈剑最近在建党百年纪念文章《百年党史三座丰碑》中,就陈独秀、张闻天和胡耀邦这三位党在不同时期领导人的丰功佳绩作出评说,认为他们威武不屈,坦荡磊落,思想深途,人格高尚,已成为中共百年党史中的三座不朽丰碑。文章总结三位丰碑人物的共同特点是:科学与民主精神、对真理追求始终不渝、光明磊落,心中无我和严于律己,对家人要求严格。文章还特别指出陈独秀关于“中共不是苏共附庸”的认识所带给人们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克服了苏东模式弊端。但是否完全克服了苏东模式的弊端?人民要完全成为国家主人还需要付出怎样努力?本文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百年独秀:书生革命家的家国情怀》之序言,由该书作者之一张宝明先生撰写。文章通过“五”这个数字来提炼并展示陈独秀这块“独山玉”的气质与风骨,即,五次东渡、五次被捕、五四运动、五任总书记、逝世于(1942年)五月、五个墓碑......文章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所总结的陈独秀五大杰出成就作为“序言”的结尾。郭德宏说,“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随着对他的研究的深入,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本文原题:《陈仲甫:来自独秀山的一块“硬料”》。

回眸百年,中共党史上有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放眼今朝,更有壮志凌云的时代新骄。风流并不总被雨打风吹去,总有一种情怀让人魂牵,总有一种胸怀让人梦绕。这里我们讲述的是陈独秀多彩故事,呈现的是他的家国情怀。如若从其生平中凝出一联,正可谓:“岱宗巅峰苍松劲,独秀山上顽石坚。”如若再从其历史存在中拟出横批,那就是:“百年独秀”。

   ——题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讲党的历史,就不能不提我党的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北李”是指李大钊,而陈独秀就是“南陈”的指称。

   拟定这个题目,源于两方面的联想:一是陈独秀字仲甫,谱名庆同,安徽怀宁人,因家乡有独秀山,曾自称独秀山民,后又以此为笔名,从此叫响。二是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曾称“我们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加之这位“终身反对派”曾被世人以“硬骨头”作譬,陈独秀本人也曾以“顽石”作笔名,于是就想到以“硬料”一词来形容他。

   1933年,陈独秀在狱中之时,有人为了帮助困境中的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亚东图书馆出版),请蔡元培为该书写序。蔡元培在序中说:“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记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熟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后来的学者将这段论述演绎为:“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见刘太希著:《〈无象庵杂记〉续集》,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24-29页。文中有言曰:“蔡元培氏曾言:‘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抗战时,刘湘知独秀贫,托郭春涛赠独秀二万金,独秀大骂不受也。‘才俊天成第一流’,诚非溢美。”)

   毛泽东曾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傅斯年先生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章士钊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邓小平曾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日)

   关于陈独秀,有一种说不尽的感觉。这里,我想通过“五”这个数字来提炼并展示这块“独山玉”的气质与风骨。

一、青春叛逆秀才郎

   187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安徽怀宁县北门后营的陈家又得一子,取谱名陈庆同,官名乾生,他就是陈独秀。就在同年,远在俄国、对他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分别于11月9日和12月21日降生了。

   陈独秀出生后的第三年,苏州瘟疫流行,他正在做私塾老师的父亲陈衍中不幸染疫,客死于苏州怀宁会馆。陈独秀的母亲查氏便成了抚育陈家四个子女的寡妇。

   陈衍中去世三年后,小陈独秀的启蒙教育便落到了祖父陈章旭身上。此时六十有二的陈章旭已白须附颏,被本族亲戚取了绰号“白胡爹爹”。他有着独特的个性,在晚辈们的印象中性情严酷。祖父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小庆同叛逆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在祖父去世后,长陈独秀七岁并已考取秀才的大哥庆元成了他的代理塾师。虽然陈独秀非常厌恶刻板无聊的八股文,平日里喜欢读一些《昭明文选》等非正统的文章,但出人意料的是,十八岁的陈独秀竟然县试夺魁,考取了秀才。

   次年8月,陈独秀与大哥陈庆元打点行装,第一次离开安庆,到南京参加乡试。气象萧条的南京城、来赶考的秀才们那些剥落斯文雅仪的劣行让陈独秀深深地失望和憎恶。简陋的考棚、食宿之苦的煎熬,全部拥堵胸中,更加激起了陈独秀的“叛逆”情绪。这条千百年来青年们梦想的“学优而仕”的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除了头场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外,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他都交了白卷。世人极其看重的乡试在他几乎放弃的心态下失败了。

   这次乡试的经历,没有将他向出仕的一极推进,却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促使他向另一极行进。在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师从著名廪生胡子承(晋接)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他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自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顿觉茅塞乍启。

   一接触新的思想,陈独秀便投注了极大的热忱。他崇尚维新,希望自己也和《时务报》和《国闻报》上的康梁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其报国思想,扬其资世良策。

二、五渡扶桑意彷徨

   甲午战后,日本以小国而胜大国,极大地刺激了爱国人士。留学日本在爱国青年中成为一股潮流。

   1901年10月,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个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就在留学的第一年末,他参加了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该会成立于1900年上半年,主要人物有沈翔云、吴禄贞、金邦平等,以勉励学业、联系感情为宗旨。这个被冯自由称为“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的组织也有一定的文化建设活动,如出版《译书汇编》,收入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民主思想著作。还办过一份《国民报》(月刊),颇有影响,其政论文章多由沈翔云执笔,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名义上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国家别无政见”,但实际上只是赞同维新改良而已。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让陈独秀如坐春风,他广泛阅读西方近代各种政治文化学说、文艺创作与社会理论书刊。他反思着维新改良,比照着西方思想家对民主自由的阐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他决定回到国内,组织自己的革命团队。1902年3月上旬,脱离励志会的陈独秀结束了不到半年的第一次旅日生活,扬帆回国。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积极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安庆藏书楼西院的尚志学堂举行了爱国演说会。这次演说,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被潘赞化誉为“清末安徽革命的第一声”。

   1902年9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来到东京,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在这所军事学校里,陈独秀又结识了蒋百里和苏曼殊。经过一段交往后,1902年冬,陈独秀联合了原励志社成员中的激进派,与蒋百里、苏曼殊等组织发起了“青年会”。该会拟订会约,“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被称作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留日中国学生的言行举止,一直受到清朝政府的监察,南洋学生监督姚煜便是清政府约束留学生的官员。他无理压制青年学生的正当要求,早就激起留学生的义愤。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相约来到姚宅,声言代表留日学生来取他的头颅。姚煜吓得面如土色,苦苦哀求。邹容说:“你的脑袋权且留下,可是,你的头发万万留不得。”于是,张继抱着他的腰,邹容捧着他的头,陈独秀挥起剪刀,把姚煜的辫子齐根剪掉。第二天,留学生会馆的门前,悬挂着一条细黑的辫子,旁侧书写道:“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煜辫。”此事自然惹怒了清政府,于是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立即对陈独秀等人进行追捕,陈独秀等被迫于4月间回国。

   1906年夏,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苏曼殊同行。这时,他们都是芜湖皖江中学的教员。在日本度完暑假后又一起回国。

   1907年春,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人秘密告发,素来憎恨“乱党”的安徽巡抚恩铭急令捉拿并欲严加惩治。陈独秀又一次避祸离皖赴日。到东京后,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与苏曼殊等同住一间小屋。陈独秀教苏曼殊学文写诗,苏曼殊教他英文、梵文。

   此时,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革命志士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章太炎任会长。该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该会有着宽泛的入会标准,除主张侵略主义者以外,信仰任何主义的人均可参加。陈独秀于4月间加入该会,但因这一组织成员复杂,很少活动,只存在一年多时间便有名无实。陈独秀也深深知道,这样的组织虽然阵线广大,但对于急需自救的中国来说,似乎有些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将主要精力又转到做学问之中。即使在1908年秋回国短暂度假,他也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到杭州探亲访友上,有意回避政治。很快,心牵学业的他便从中国重返日本,继续他的书生生活,直到1909年10月归国。

   1914年7月,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应好友章士钊之邀,前往日本共同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他一边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一边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

   11月10日,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的署名,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角度切入,对中国顽劣的国民性大加挞伐。文章是他对自己十几年革命救国不断受挫的总结,表达了出路难寻的苦闷和对提高国民“自觉心”这一新道路的探索。他把革命失败归结为没有先对文化思想进行革命,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积重难返的现状,“顾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还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如此等等,他的这些“反动”言论立即招来了一片责难之声。十多封信飞向《甲寅》,诘问叱责纷至沓来,十分辱苛:“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几个月后,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那些抗议责骂陈独秀观点的人,转而接受并推崇这个曾让他们觉得言语癫狂的“异类”。

   《甲寅》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陈独秀作为主撰者的激扬踔厉、远见卓识,让许多在东京的中国有识之士闻而起敬。受此鼓舞,陈独秀思考自办一个杂志,实现自己思想启蒙的理想,这也只有靠远在上海的老友汪孟邹和他的亚东图书馆了。

   正当此时,上海的汪孟邹有信传到,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咯血,病情严重,并催促陈独秀迅速回国。从来就不会为家事拖累的陈独秀此刻决定回国,因为《甲寅》杂志也要移到上海,让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更重要的是,他要实施自己创办杂志的计划。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三个月,一份杂志便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诞生了。从这架发射台上,杂志同人们发射出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的支支嚆矢。这便是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刊物——《青年》(后改名《新青年》),陈独秀要以此达到启蒙民众、唤起民众、开展社会改造的远大政治理想。

三、五陷囹圄真风骨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在狱中的时间累计达五年以上。他曾陷于北洋军阀的囹圄,也曾两度坐过法租界的洋牢,最后一次则被囚于国民党的监狱,但他从未低头,体现了一名革命者和政治家的风骨。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在安徽积极投身于反帝反清的斗争。一方面创办各种进步报刊,如《安徽俗话报》等,宣传反清爱国的道理;一方面又组织进步革命团体,如岳王会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忌恨,遭到多次通缉和追捕。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陈独秀被革命党人、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然而,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世凯先发制人,免去柏文蔚等的都督职务,挑起了内战。陈独秀从安庆逃到芜湖,却被芜湖驻军逮捕,并贴出布告,要将其枪决。陈独秀非常从容,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经刘文典等当地名士极力营救,加上革命党部队以武力相威胁,陈独秀才被释放出来。出狱后陈独秀即逃往上海,后又东渡日本。当时的处境十分狼狈,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回忆说,当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

   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1919年6月9日,他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又连夜赶到印刷厂印好。次日,陈独秀亲自去散发。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又约人一起到新世界去散发传单。当时他头戴白色礼帽,身穿一套白色西装,身上塞满了传单,所以显得鼓鼓囊囊,特别引人注意。当晚10时左右,当陈独秀正散发传单时,被警察拘捕。陈独秀的被捕,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13日,北京《晨报》披露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地大报纷纷转载。顿时“函电交驰,多方营救”,呼吁政府当局立即予以释放。在长沙的毛泽东闻讯,于《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京师警察厅于1919年9月16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的第三、第四次被捕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

   为了加强对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于1921年9月中旬从广州回到上海,住在老渔阳里2号。由于报纸上刊登了陈独秀回沪的消息,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们派出密探四处侦查。10月4日中午,包惠僧、周佛海等人一起到陈独秀家中。当时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陪大家打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包惠僧把门打开后,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是要找陈独秀,大家说他不在。那几人又说要买《新青年》,包惠僧说不卖。楼下的吵嚷声惊醒了陈独秀,于是他穿着拖鞋走下楼来。陈独秀一看情形就知不妙,想从后门出走,但后门已被人把守,只好又折回到前庭。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屋里的人都带走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公布,又震动了社会各界。首先孙中山向上海法租界打电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面为陈独秀请了法国律师。在各方压力下,10月26日法租界以如下处理了结此案:禁止出售《新青年》,罚被告款100元。

   然而不到一年,也就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被上海法租界逮捕了。后经多方营救,8月18日法庭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罪名,罚款400元后,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是在1932年。当时,国民政府悬赏3万元捉拿他。10月15日下午7时,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楼上被捕。19日晚,军警押解陈独秀赴南京。到南京后,何应钦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会见了陈独秀,但一无所获。倒是会见结束后,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场面:何应钦手下的一些青年军人纷纷向陈独秀要签名题字,把他“四面包围”起来,他挥毫泼墨,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诗句,最后“幸而墨尽,才得解围”。虽然陈独秀的地位和影响已“今非昔比”,但他的被捕依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首先是蔡元培、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人合署的《快邮代电》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为陈辩白求情。另外还有傅斯年、周作人、胡适等,或发表文章,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为陈独秀求取宽大处理。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等的劝降失败以后,陈独秀被移交司法审判。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经过上诉,1934年6月30日作出终审判决,以“叛国之宣传”罪判处陈有期徒刑8年。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才结束了近5年的国民党监狱生活。

1918年6月北京大学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與老師合影。前排左起第五為蔡元培,第六為陳獨秀。

   狱中的陈独秀不仅没有消沉,反而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正如他在十年前曾在一篇不足100字的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中写的:“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四、僵卧孤村五墓碑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在四川省江津县鹤山坪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63岁。他逝世前半个月,还编写着《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在这未完的书稿上,他写的最后一个字竟是“抛”字!

   6月1日陈独秀葬于四川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之麓康庄。墓地及安葬等事皆由好友江津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全力赞助及同乡、同学、朋友的捐助。1943年立碑,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由陈独秀挚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手书。

   陈家的祖坟位于安徽安庆城北的大龙山与凤凰山交界处的叶家冲。陈独秀的发妻高氏1930年逝于安庆,高氏生前在祖坟一带的山坡上选好了一块墓地,并嘱子松年,待陈独秀逝后与她合葬此地。陈独秀在江津临终前也嘱咐松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带回老家安庆去”。1947年5月底,陈松年遵照父亲的遗嘱,将其棺木迁到叶家冲祖坟,与原配夫人高氏合于一冢。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墓冢修得不大,墓碑上刻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个字。“陈乾生”这一名字,知之者极少。正因如此,陈独秀的墓才躲过了极左年代的一次次浩劫。

   至1980年代初,因原墓碑无存,当地政府资助200元,由陈氏后代重新立碑,碑高不足1米,碑文为:“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子松年、鹤年泣立”。

   1987年,政府拨款2万元扩修陈独秀墓地,高2米、宽70厘米的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安徽书画家张建中所题行书“陈独秀之墓”。

   1996年,政府拨款20万元,修建陈独秀墓园。新修的墓冢高4米、直径7米,冢前立有黑色大理石碑,碑上镌刻的“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字,选自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笔墨。墓园内还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馆并对外开放。

五、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陈独秀是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委员长),领导了我们党早期的发展。

   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同年陈独秀与彭述之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托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曾与陈独秀就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三项基本条件,其核心是要陈独秀脱离“托派”,并承认自己所犯错误,但遭到陈独秀的断然拒绝。于是,陈独秀先后获得几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叛徒、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间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说:“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决议》对陈独秀的评价相较以往有了较大进步。

   胡耀邦在1984年11月23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指导、王洪模起草的《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胡耀邦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在引述鲁迅警策文句之后,颇为感慨地说,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具体到对陈的评价,胡耀邦认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当时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陈独秀很难不犯错误。胡耀邦的观点为《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定了调。文章经反复修改,发表在1985年9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舍弃1951年版中几乎完全重复王明、康生对陈的诬陷:取消派、反革命、叛徒、汉奸等的表述,改为与1981年“决议”基调一致的话语。关于“托派”的注释也取消了1951年版中所谓“现时的托洛斯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等表述,改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余论

   五次东渡、五次被捕、五四运动、五任总书记、逝世于(1942年)五月、五个墓碑……这些个“五”,莫非是冥冥之中造化的安排?

   生前曾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的郭德宏先生曾总结陈独秀的五大杰出成就。他在文章中还说,“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随着对他的研究的深入,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凝望陈独秀的照片,我们依稀看到,那张血气方刚的面孔上张扬着“新青年”的蓬勃与勇猛,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思想者的锐利与执著。——这双眼睛,似乎也正穿透历史的尘烟凝望着我们,凝望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迈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Last Modified: August 7,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