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 作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

导读

2016年,英国专栏作家、记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进行了一项为期180天的针对零工经济的参与式观察调查。在这期间，他去英国一些偏僻小镇，亲身参与了亚马逊仓库拣货员、家庭护工、电话客服等不同行业的工作，近距离观察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生存境遇。布拉达德沃斯将自己的调查经历写在了《失去合约的人》一书中。他指出，大量选择进入零工经济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被迫选择这样的劳动形式，通过超负荷的劳动换取微薄而不稳定的薪酬。同时，布拉德沃斯也记录了许多与劳动者们直接对话。从这些对话交流细节中流动出的情绪，显示出零工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势，他同样塑造着一种文化和社会观念。在接受中国《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布拉达德沃斯说，180天的调查时间并不能够对整个零工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做出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判断，并提出任何“解决之道”，他希望吸引读者关注特定的议题，并让大众看到更多零工经济下低薪劳动者的处境。本文选自该书第一部分：鲁吉利・亚马逊拣货员的抵抗。

一、小镇上来了东欧移民大军

鲁吉利是斯塔福郡的一个小镇，这座市镇景色破败，宛如伯明翰或舒兹伯利等大中型城镇的可怜手足，永远被笼罩冷落在一旁。这小地方像是不会发生任何大事，就算原子弹横过伦敦上空，大概也会像没事儿般照常过日子。镇上那些脸色苍白又邋遢的人，仍会无精打采地进出慈善义卖店，到市区大街上的餐厅外带食物。来来去去的可怜人捧着不稳的饭碗，待遇欠佳，不论对当今和未来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些人都毫无存在感可言。
鲁吉利难以获得什么关注，因为英格兰中部和北部遍布这样无足轻重的小地方。休假时，我常到大街上的小咖啡店里喝咖啡，店内采光明亮、舒适宜人，正面的大窗户洒进大把清晨的阳光，在红白格纹桌布上形成暗淡的粉色反光。菜单简陋，只供应全套英式早餐：面包夹培根和香肠，甜点是烤苹果奶酥做蛋黄酱--整间店充满老旧气息，两座塑料置物柜塞满了廉价软糖和奶冻卷，歪歪斜斜自墙边向天花板堆去，加重了时光迟缓的气味。小咖啡店气氛慵懒、与世无争，沿大街往下走几步，连锁咖啡店Costa却总是人满为患，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光景。
这家小咖啡店平时门可罗雀，只有寥寥三四个人光顾，上门的人大部分都和老板有交情。店里开着声音微弱的收音机，几乎沦为背景音。也正因为整家店气氛宁静，一旦有人开口，就会把整间店的人都拉进对话里。
“各位，今天国家彩券加码3300万磅啊。”，某天下午，一位年轻女士一边推着婴儿车进门，一边宣布道。她身上的大衣还惨兮兮的飘在门外，随着微风来回拍打。“你下了多少？”她问老板。老板是位丰满的中年女士，年约50岁，总是一脸忧心
“最近镇上好冷清，”老板回答，“连超市都没什么人。”
我向那位年轻女士搭讪，询问镇上的就业情况，她坚定的表示，亚马逊里面“都是东欧人”，和我所知相去不远。
“他们都从伯明翰搭火车来，成群结队的下车，让人以为这是国外的车站。听说，有人睡在运河桥下面，反正那类的地方。”
这时，店里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尖声加入谈话，用一种满是同情的语气表达对鲁吉利涌入外地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是文化差异......我是说，他们就是没钱。这些人也很穷......有点像我们。只是他们决定乘巴士来英国，到亚马逊讨口饭吃。其实他们的崇敬很容易理解，真的。”
话说完，老太太稍微挺直肩膀，摘掉眼镜、眯起双眼缓缓摇头。“真的不难理解。尤其是那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从远方而来，为了从早到晚的工作。”
推婴儿车的女士告诉我，当年亚马逊进驻鲁吉利时，可是“轰动全镇的大事”。
亚马逊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结果这谁都没拿到，对吧？反而让大家不满。听说因为休息时间之类的，很多人都不想干了.....就是叫你在手臂上带个东西，连你走几步都知道。
这位女士愤愤不平，不过炮口倒不是对着移民工人，只是不满亚马逊比较喜欢雇佣外国人。
“他们才没想过要请本地人呢！”我走之前，她又指责到。
“是没想过还是请不到？”
“亚马逊看起来就没用过本地人，虽然只是我的观察啦。”
我问他这边的理何矿场（Lea Hall Colliery）是什么时候歇业的。
“说起来也有一阵子了，对吧？连发电厂都要关门了。”
“六月要关。”老板打岔道。
“所以，有多少人要丢工作啊？”我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推婴儿车的女士说：“听说大概150个？还是发电厂要自裁200个？”
老板说：“对，200个。”
有两个二十几岁的失业的年轻男子，偶尔也会结伴来店里喝茶，偷偷翻看《太阳报》（the Sun）和《鲁吉利纪事报》（the Rugeley Chronicle）。他们经常边吃午饭边抬杠，有时吃完了还去隔壁的酒吧续摊，继续争论不休，主题不外乎“那些整天坐在沙发上吃吃喝喝，也不肯工作”的“米虫”，不免也会提到外来劳工问题。还有个啤酒不离手的失业男子，他本来是个木匠，好几次一碰面就用瘦削的手揪住我的手臂，以粗嘎刺耳的声音说他儿子到处找不到地方住，都怪--这时，他突往往突然压低声音--“那些东欧来的”。
根据2011年的人口调查，鲁吉利居民中的外籍人士比例仍低于英国平均值。不过，从小酒吧结束了玻璃窗往外一看，大街上有许多“罗马尼亚来的”，完若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全镇，隐隐夹带威胁。木匠先生说自己也有移民朋友，跟“那些人不一样”，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人”。面对其他移民，他就“理也懒得理”。“他们来了这么多人，一下火车就一大堆，把工作都抢走了。本地工人要怎么活？”他会加强提问的语气，用满是烟渍的手指直戳向我胸口：“要到哪找工作啊？”

二、徘徊在私家侦探社门口的年轻人

镇上突然增加了大量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引来一群过劳的移民工人大军，说着听不懂的话，也难怪让众人疑虑。同时也有一种想法，担心英国文化遭受资本主义的乌云笼罩。因为这种力量，英国各地的市区街道逐渐失去特色，满是无趣又千篇一律的连锁店，进去买东西的感觉大同小异；而商业力量却力大无穷、难以招架。一旁的波兰超市由于独立经营，反而独居一格。其实，要说谁践踏了英国文化，比起东欧来的踩水果工人，麦当劳叔叔理当负更多责任。
一到鲁吉利，第一眼就能看见橱窗上显眼的红色私家侦探大型广告赫然张贴着：伴侣不老实？欢迎洽谈我们的追踪服务。这家商店也帮忙推销测谎生意。俨然是杰里米・凯尔秀呈现的偏执狂世界：忠实与诚实已经渐渐销蚀，由暂时性和市场导向原则取而代之，保证人能够立即获得满足。甩了一个男/女朋友还可以再换，就像丢掉旧iPhone购入新款，整个人都沉浸在幻想中，情绪高涨激昂。
蓝领阶级社群本就对生活缺乏安全感，亲密关系的稳定现象更令人恐惧。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男子气概不足的男性，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好的工作机会，自信感又更受威胁。有几次，我遇到同一个年轻人在贴着红色广告的店外徘徊。他外形纤瘦憔悴，颧骨高，柔和的目光中透露着不安，说话时会很快的向对方扫一眼。他28岁，看起来却老得多，脸色油腻灰暗，嘴里少了颗门牙。年轻人在镇上一家店里工作，他曾拿到一份亚马逊的offer，但他自己放弃了。
“那还是我第一次推掉工作，”他一面积极地吞云吐雾，一面与带骄傲的说，“那都是外来劳工在做的，你知道吗？去那儿上班都找不到能说话的人，他们只跟自己人往来，就算想对他们好，东欧佬也对你没有兴趣，反正就不想理你。有点像他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英国人，懂吗？
不久，我终于知道年轻人为何老是徘徊在挂着广告的店外。
女人啊，最后每个都会离开我，也没给什么理由，然后就和别人在一起。我每次都遇到这种事儿，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明明很老实......我觉得我人还不坏，但他们都自动把我当成工具人。
他接着告诉我一段往事，说他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个23岁的女生，刚开始交往几个星期，一切看似顺利。只是，从他的说法听来，他不久便表现出占有欲和控制欲，一察觉对方有开始冷淡的迹象，便用短信轰炸她--大概一天传100条。
她在利用我。大概整整两个月半月，她花的都是我的钱。我之前就发现她出轨，她和她朋友就跟我说：“你最好别一直发短信过来，不然就有你好看。”
我谁都不怕，我家里有一把剑和一把斧头。要是他们来我家找麻烦，我就拿家伙出来吓他们。
年轻人吐出最后一口烟，烟从缺了门牙的缝隙逸出。他顺道提起了镇上的现状，满是悲哀。
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几家彩票投注站、几间酒吧，几乎没有卖衣服之类的店--除了JD运动用品和几家别的--就这样了。我才不要去亚马逊上班。
他把烟扔到地上踩熄，蹒跚走回那家私家侦探的店内。不久前，男人还能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可当下因经济因素沦为底层的民众，连切实存活于世的存在感也难以建立。随着工会制度的衰败，不满的情绪会暂时外现，或以个人的方式发泄，又或者将缘分内化。表面上看，蓝领阶级好像可以觉得自己的命运：平常，就在特易购（TESCO）超市上架货品，或者将牛棚改装成客服中心致电退休老人，说服他们买些没用的垃圾。下了班，只要弄个刺青，或者理个和名人同款发型，就好像冥冥中跟流行歌手、摇滚乐手和足球员攀上了什么关系，能像他们一样登上八卦小报，神奇活现。然而，幻想之下的事实就是，你根本不是大人物，无论多擅长模仿引领流行潮流浪尖的人，明天一早醒来，还是得拖着脚步去上班，继续过着无聊苦闷的日子。

三、“终生志业”已经是过时玩意

和镇民聊过以后，我发现最开始的确有当地人去亚马逊工作，我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要承认里面并没有什么排挤英国人的阴谋诡计。严格说来，亚马逊释出的工作机会并不少，不是僧多粥少的问题。实情是，大家往往入职没多久就很快辞职，公司只好再补缺，才显得三天两头都有空缺职位出现。不过，和我聊过的当地人里面，真没几个愿意长期忍受亚马逊的劳动条件。越深入研究，越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只出现在鲁吉利。根据英国总工会（GMBUnion）对亚马逊员工的一份最新调查，其结果显示：
91%的人不愿意向朋友推荐亚马逊的工作。
70%的人认为，管理阶层没有正当理由，就扣他们工分。
89%的人感觉遭到剥削。
78%的人认为休息时间不足。
71%的人表示，每天上班走动的距离超过10英里。
“一开始进来时遇到的同事已经全走光了，八个人里面只剩我还待着。”克菜尔说。她年方19，身材微胖、一头红发，同时在亚马逊做包装员，也在镇上的酒吧兼职。
我和克莱尔来到坎诺克的Wetherspoon（连锁酒吧）楼上同桌餐叙。这家酒吧灯光昏暗，空气中满溢糖和啤酒花渣的浓浓香味。这是周间某日，刚过正午不久，酒吧里坐满了退休老人、带孩子的年轻妈妈和待业人士。在我们桌子后方，一位年轻女子正喂着襁褓中的孩子，母亲手中拿着塑料汤匙，在一片栗色仿都锋风格的装漢里显得十分突兀。放在后面一些的老虎机旁，有两个不修边幅的男子，一个把饮料紧靠在胸前，另一个身穿过大的牛仔裤，紧张兮兮地翻遍裤子上所有口袋，想找出几枚铜板来。
克莱尔边喝着橘子汁，边和我分享她许多朋友的情况。她说，很多人到亚马逊刚开始工作时都抱着很高的期待，没多久却被现实浇熄了所有热情。有些人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辞职走了；还没走的，都恨死了这个工作。克莱尔就像海报上年轻世代的代表人物，认为所谓的“终生志业”已经是过时玩意，就像软盘和VHR录像带。上一家打工的酒吧解雇了她后，她听说亚马逊在征人，便通过Transline应征了包装员。报纸上常提到亚马逊，称亚马逊在鲁吉利创造了几百个新的工作机会，而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时薪7英镑还不算太糟。于是克菜尔来到中介公司办公室，填写成堆的文件，还根据要求做了毒品和酒精检测。
如此，克莱尔便开始到亚马逊工作。当时是10月底，她本还烦恼怎么应付圣诞节的开销：她和母亲同住，但必须支付房租，每个月也要用转账代缴支付手机通话费。有份亚马逊的工作，起码能有余裕欢度佳节，不论是和朋友吃喝玩乐或者买礼物送家人，手头都宽裕些。克菜尔为了生活，像别人一样“骑了脚踏车便找工作去（Gotofherbike）”——不过在这儿，她搭的是亚马逊的通勤车。起初，她什么都愿意做，处于待业状态时也不愿意被登记为失业人口。可是，正如我遇见的很
多人，克莱尔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
圣诞节都过了，Transline还是没有结算我该得的几份周薪，我后来用了整整八周才讨回来。反正，那三个星期，差不多有37个小时都没拿到我应得的工钱。我妈后来联系了咨询、调解与仲裁服务处（ACAS，Advisory，ConciliationandArbi-trationService）几次，试图找个解决办法。我告诉亚马逊：“我们已经去找ACAS了。”隔了一个星期，我就拿到了工资……这前后总共花了三个月，中介明知道拖欠薪金却又坚决不肯给付。
经历千辛万苦才拿到第一笔工资没多久，Transline又开始欠薪了。“前两个星期我做了40个小时，结果只拿到18镑，这其实是两个半小时的工钱。”那星期，克莱尔拿到一小时45镑的工资，但得花好几个星期才把这笔钱讨回我应得的工资是262镑，他们却说：“抱歉，大家的工钱都混在一起了。”没付我钱的时候，就告诉我：“别担心，只是薪资单出错而已。”我工作六个月，他们却已经欠了我七次工资。
克莱尔当然可以到劳动法院起诉中介，只不过打官司也是所费不赀。如果从事专业性更高的工作，周薪就可能变为月薪，因为对企业来说，其实月薪制比较合算。如果一星期发一次薪水，一年就得发52次；相较之下，月薪一年只发12次，周薪制当然耗费了更多的成本和时间。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左支右细，熬不到第一份月薪下来，那么你得立刻马上就拿到薪水。先用存款挡几天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这对身处劳动市场底层的人来说有点困难，就像中产阶级也不会想到要和小额信贷公司Wonga借钱，落入卡债人生。总之，诸如Transline等中介采用周薪制，每星期支付报酬给劳工——事实上，本应该是每星期付一次。
有好几次，我只能和我妈借钱来付房租，都是他们害的。如果和房东住在一起，大概只能跟房东睡一晚抵房租。他们上次付我8镑的时候，我已经欠了40镑手机费……尽管他们支付给我260镑的工资，其实也只剩下140镑，因为80镑要拿去付账单，40镑要付手机费，这星期就只剩下20镑可以用。还好我有别的工作，所以星期天还能拿到100镑，这样下星期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不过，亚马逊和中介都不知道这些。我跟他们说：“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剩下的钱?”“哦，下星期吧。”他们不可能做当日给付的即时转账。
中介公司提供给亚马逊的派遣人员权益很有限，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微薄的保障又经常显得像个笑话。亚马逊的管理方式反复无常，让人无所适从，尤其是采取扣工分的惩戒制度。工人可能因为请病假、达不到抹货速度标准或者迟到被扣分。
在“释出你这个人力”前，你有六分的额度。我有个朋友被扣了四分，他们号称她早退就扣她一分，其实是子虚乌有。后来，亚马逊的接驳车半路抛错害得她上班迟到，就又扣她一分。再来她家小孩住院，她去照顾孩子依然被扣分，她只好辞职。我刚开始工作时遇到过车祸……我勉强去上班，但他们叫我回家，可这也要扣分。那时我就觉得：“我才遇到车祸，而且也是你们叫我回家休息的，为什么扣分?”
当时，克菜尔以为自己在亚马逊待不久了，因为她已经被扣了五分，再多一分就要被“释出”了。第一次扣分是她说的车祸事件，第二次是因为没达到生产率标准，第三次是因为公司接驳车害她迟到，也算在她头上。至于第四次，亚马逊想逼她超时工作（“公司说一定要做，我那时想：‘我已经加班五个星期了，管他的，我不干了!”），第五次则是为了头痛请假（“那次偏头痛真的很严重，我跟他们讲：“要带医师证明来吗?”结果他们说：‘不用，带了还是会扣分’”）。
“他们和种族主义者一样恶劣，”克菜尔语气坚定。她反驳对劳工阶级的刻板印象，即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对所有社会议题都抱持守旧态度。克莱尔还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因为跨性别身份而饱受Transline嘲弄，最后不得不离职。
他是一名跨性别者，真名叫作艾丽丝（Elise），但他在外面向来自称为艾略特（Elliott），却遭到Transline的扣分惩罚。他们非得叫他艾丽丝，他当然不肯应。我是说，他正在注射學丸素，严格意义上确实是男性。而且就算不是这样，你叫他艾略特或者艾丽丝又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说原因了吗?
因为她是个女孩儿，因为她“没有那玩意儿”。
谁说的?
Transline的一个经理。
想拿到亚马逊那人人想要的蓝色员工证，真是见鬼的难。既要表现得超群过人，也不能有任何缺点。
“想拿到那个，就别想休息，”克莱尔跟我说，“随时都要保持完美的工作效率……大概是时时刻刻，做任何事都一百分吧。”
克菜尔还有另一位朋友，快做满九个月时，因表现良好有望拿到员工证。根据克莱尔的描述，这位朋友最后把自己累埼了。每天上班，他都要从货架上替亚马逊的顾客取下成千上百的商品，从书本到厨房用具无所不包。九个月来，他成功达到所有抹货标准，上工准时、从不迟到，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切实遵守那数不清的大小规定，哪怕再枝微末节，可谓管遍工作的每一部分，他都不曾违规。可是，这美丽新世界的经济模式——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世界，在此一点小病痛都罪不可教——最后却像吐掉槟都渣一样将他甩开。他的罪恶，就是冒失地生了场病。当时，他在上班时间前一小时打电话给公司，依照Transline的请假规定事先告知经理。就算如此，那又如何?中介照样把他一脚踢开，没得通融。

四、在亚马逊，“生病”等同于偷懒

某一天，我进工厂上班后却开始不舒服，这才是我到亚马逊的第二个星期!既然任何病痛都是违规要受罚的，我要是请病假，就要等着“扣一分”的结果。每天劳动十个半小时，中间只吃一餐容易饱腹又油膨的食物，再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要是病了就扣一天工钱，而没钱只会让人身体状况更糟，因为看病吃饭都要用钱。亚马逊自然一点都不担心这些，毕竟就是他们一手建立了这个刻薄的制度，只要工人生病请假，一律开罚。
亚马逊内部有很多管理规定，上面的人自然认定，不管是工作的哪个部分，你都能迅速完成。“生病”等同于偷懒，跟前一晚进城区玩乐喝个烂醉而影响隔天的工作是一样的——你才不是真的病了，你只是懒得来上班。因此，就算在规定的时间内提早通知中介，请病假还是照罚不误——多谢告知，这是给你扣的分，收下吧。要是没打电话提前预告你要请假，那就奉送整整三分。事先通知要请假一周，一次五分，离卷铺盖不远了。同样的，如果迟到一分钟，不仅记一分，还要扣15分钟的工资。总而言之，这里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心。
“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这里还需要你们呢。”进亚马逊的那天，一名主管如此告诉我们。餐厅里准备了很多咳嗽药，理由不言自明。
销假回去上班后，有个样子笨拙、戴金框眼镜的男人自称代表中介来找我。我看到他在走廊来回进出，腋下塞着板夹，在长长的走廊上找着什么似的——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来找我的。他摆明就是中介派来的执行人员，工作内容就是到各公司告诉派遣员工有哪些过错和违规行为。他的样子却出人意料的温和，会用恭顺卑微的眼神一边望着你，一边嗎啊写下有关你的记录。他和其他管理人员不同，显然做得不太情愿。他讲话结结巴巴又支支吾吾，每次试图训话反而显得软弱畏缩。他实在应该去做图书馆员，而不是在这儿施展权威。
尽管气势弱了些，执行员还是对我提出告诚，说因为前一天的病假，要给我扣一分。他没说这是处罚，但其结果与处罚别无二致。我忍耐着他平板的语气，内心不禁升起一阵怒火。不过我问他，因为生病就施以处罚，真的合法吗?况且我还按照正确程序，在上班时间前一个小时打电话请假了。
他说了个可信程度跟学校老师对五岁小孩用的差不多的理由：“亚马逊的制度如此。”他没对我发脾气，反而一脸遗憾，这让事情感觉更精。他还不如说一句：“不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算。”
根据我手腕上戴的计步器，我上班一天就要走动10英里，而我徒步旅行的最长距离是14英里，最短是7英里。用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说明吧：第一天，从伦教市中心出发，往东走，傍晚前可以到锡德卡普。第二天，可以走到罗契斯特近郊。走上一星期的话，多佛港便近在眼前，走满一个月时，都能走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了。如此长途践涉，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两只脚。它们变得像块粗糙不平的蜡块，还被拖过了刨丝器。如果两只脚掌还健康柔软，又能吃饱睡饱，走10里路尽管累也不算什么。要是连续四天都一整天不停走动（还不算加班时间），中间没什么机会休息，又只吃加热食品，对两条腿的负担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接下来的整个星期，疲倦不断累积，后来仿佛是有人来给我上了一副脚镣，扣在脚踩旁。新进员工即便曾经满怀活力，往往也日渐调散，像身上披的外衣一般，过了几天便松埼落地。满腔热忧、眼神明亮的年轻罗马尼亚男女，最初也辛勤奔波，忙得没空去擦脸上的汗。不过几天，他们就贫在推车上打睇想偷闲片刻，避过来回走动监督的主管，小睡一会儿也好。
我就是这样认识尼马尔（Nirmal）的。他是印度商英国人，40岁，以前经营过一点小生意。有天晚上，我到工厂一处角落找顾客订单上的一盒花草种子。在我冲向转弯处时，不巧朝尼马尔的推车猛冲过去。这一撞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只见眼前高头大马的男人吓了一跳，像是条弹簧突然弹开一样。这人刚才明显在打睴睡，睡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尼马尔身材腧肿，让人联想到海象，但他的神情举止总散发着温和与友善，很容易令人卸下心防、倍感亲切。尼马尔之前经营一家小商店，2008年金融海哺后宣告倒闭。他接着开过几年货车，后来开腻了。他说：“工作既辛苦又无聊，做久了脑袋都不转。”便决定到亚马逊来试一试。
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天就注意到尼马尔了。他在就职仪式上环顾四周，一脸鄙夷与诙谐地看着那群东欧年轻人。他不时扬起一边嘴角，傻笑起来，如同皱巴巴的衬衫上再添一道折痕。记住他这表情，便很难想象尼马尔还会摆出别种样子。至于他工作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所描述的：“手脚慢点，少害别人丢工作。”
“这和在银行一样，”尼马尔莫测高深地对我说，“要是有一个人动作太快，就会害了所有人。”
一有了交集，我立刻对尼马尔产生了好感。不过他在这儿待不久也是预料之中的。我工作不满一周，一个时段就能拿取180个左右的货品，平均每小时90个，表现还不算特别亮眼，远比不上那位声称“恨透”这工作的罗马尼亚红发女生——她一个时段能拿230件货品，这才叫厉害。隔天吃午饭的时候，尼马尔便朝我走来、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吹嘱他一小时是怎么拿到40件货品的。我真不思心告诉他，他的效率其实相当低下，所以只好骗骗他：“我走得飞快，才好不容易拿了50个。”
问题显然出在尼马尔的体重上。对胖子来说，这工作等于折磨；而如果超过一定年龄，这也会是份苦差事。有一次，我目暗了一个令人分外反胃的画面：某个阴天下午，我推着推车来到工厂一个鲜有人迹的角落，我看到一个年轻主管正在对付一名年纪较长的员工。那主管眼神空洞、身材壮硕，浑身散发着刺鼻的剃须水味儿，正对另一人拳打脚踢。同时，他也没忘了态度嚣张地用尽各种脏话辱骂对方。那些羞辱就好像从罐子里泼出去的臭酸牛奶。就算不动手，光用骂的，也能把那年长员工骂到体无完肤了。年长员工看上去起码60岁，他脸色发白、缩起紧细的身子，承受主管阵阵羞辱的风暴袭击。主管发着飙，一张脸从红色涨成紫色，又转回红色，终于在无线电传出一个闷闷的声音召唤他下楼后，怒气才消退了些。老员工被丢在原地，整个人瘫软下来，仿若一包漏气的著片。
尼马尔正好站在稍远处，同样看到了那一幕。他悄悄走向我，摇摇头说：“去他的。”他轻轻笑起来：“他大概做不久了。”
那名老员工的确没再待多久。当天午休，我站在外面抽烟，看见一个老先生蹒跚走出厂房，穿过第二组高大的金属安全门。这组金属门安在停车场最尾端的黑色金属围篇之间。那模样笨抽的男人双眼充血，走路的样子好像已经耗尽了所有生命力。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停车场，来到一辆小小的红色车子旁，车灯已经打开，引擎发出微弱的衰鸣声。
老先生走上前去，车窗里探出一名满头乱发的老太太，动作吃力而焦急。她定定地看着老先生满面的愁容，从粗呢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猛地递上前。褐色生斑的手举着手帕，轻轻按在老先生脸上，恳求他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场景只维持了一两分钟，却令人想哭。两位老人家隆隆驾车离去，车像泡澡时的塑料小鸭一样浮沉起落，就这么开出工厂大门外。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五、“这工作让人只想借酒浇愁”

我工作的厂房顶楼很昏暗，挑高的天花板上只有小小的方形窗户，从窗外照不进来多少自然光。光源主要来自每层楼天花板上的灰色钢灯，造型与大小都和橄榄球差不多，从上方洒下颜色透着些许古怪的黄光。我们结束了十一点半的白班，通勤车便载来另一批工人开始上工，就是晚班——只不过，这些感应式电灯常常故障，每次总有十几个人大半夜还得在工厂顶楼摸黑跑来跑去。那些在亚马逊网站上按几下鼠标就买了iPhone充电器或阿黛尔专辑的人，可曾想过工厂里是这种情景?
开始这份工作后就会很快发现，主管警告的“不准在厂房内奔跑”简直是废话。禁止奔跑根本没用，因为想保住饭碗就不可能不跑。在亚马逊这个“极权国家”里规定多如牛毛，不可能不违规。如果想达成公司给每个员工订下的最低标准，冲刺加速就是家常便饭。同样，上班时间可以去喝口水、休息下，但只要离开工作岗位去找饮水机，走在半路上都有被认定为“闲逛”的风险，这也是主管耳提面命不能犯的另一种过错。每层楼约有12部饮水机，可是在这超过70万平方米的走廊迷宫，想喝水时总找不到最近的饮水机。
每天，我都从下午一点和同班的大批同事一起上工。先通过外面的安全门，走到置物柜，放下随身物品——手机、钥匙和其他会害你过不了安检的东西一然后走到拣货部门的柜台。想夹带录音装置进厂房是根本不可能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下班过安检门时，东西就会被没收，别想再拿回来。所以，我带了一叠无伤大雅的便条纸和一支笔，放进后面的口袋。
亚马逊的安检人员权力很大，如果怀疑你东西，还能搜车。从早到晚，我们都得承担这么沉重的嫌疑，让我连带小小的笔和纸条都不安心，好像犯了什么不堪的罪行似的。
这里环境异常高压。我怀疑一个人犯错的机会或许比守规矩大得多，在亚马逊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总觉得头上有一大团嫌疑的乌云。就算没做错任何事，面对主管或安检人员的质问，我也会表现得畏缩害怕。全然纯粹的压迫久而久之便累积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没几天，你就会开始幻想要反抗公司那一大堆琐碎的规定。第一次有人抓到你开小差时，你会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冤屈宛如火灼；到了第二次或第三次，你只觉得很烦，因为又不小心被抓住了。
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想方设法地反抗权威，比如拿错一个东西之后便丢在地上不管，或者在厂房里偷吃点心并故意乱丢包装纸，又或者对着排列整齐紧密的书本或DVD踢上一脚，好不快活。
开始上班前，走到拣货部门的柜台报到时，会有个生产线的主管来做简报，然后骂你一顿。只有表现最好的拣货员可以得到奖赏——只不过我从没看到过有谁拿过什么奖励，但是一犯错的话，经理隔天就会如数家珍地列给你听。例如，拿完物品以后没有把储藏箱物归原位，或闲逛太久。在被贬低成“闲逛”的行为里，有很多就是上厕所这样的小事，然而主管总会在简报时间再三重申“闲晃”的可恶，好像打着生产力的大旗，生理需求就会退居一旁，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要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啊!”不同的主管，同样的说辞，好像吟唱呢语一般，用公司内部行话来包装谆谆告诚：“你们闲逛占用太多时间了。”要是亚马逊这么看重生产效率，与其抱怨员工冒冒失失地跷班上厕所，不如多设几间厕所。像我们这些在顶层工作的，最近的厕所要往下走四层楼才能到。其实，有次我还在某处货架上看见装着小麦色液体的瓶子，一旁是圣诞节装饰的箱子，看起来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前几天，他们把我调去拼货，还问我为什么闲逛了15分钟。”克莱尔在酒吧里这么跟我说：“我就是……我要上厕所啊!下楼梯大概要爬四层楼才能到厕所，不然我能怎么办?!”
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太常留意时间流逝，无疑是自寻烦恼。刚开始的两三个小时，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总想找点事做，好忘掉工作的枯燥无趣。比如，你去拿书，看到自己想要买的书，便停下来翻几页，或者欣赏一下别人订的古怪礼品，想着等到“重返文明”之后可以买来送给恋人；再过五六个小时，脑子里想的就全是食物；到了第八或第九个小时，想做点白日梦都困难，连幻想都挤不出来一点儿。翻来覆去无限重复，幻想也变得沉闯恼人。一个个下午过去，可以见到那些罗马尼亚年轻人偷偷瞬向走道，希望看见漂亮女孩路过。如果是我迈着笨拙的脚步出现，他们的脸上便闪过失望的神色。这份工作过于辛苦，让人只想抽支烟、喝点酒，任何东西都好，能让自己找回一点知觉。对中产阶级而言，这悲苦的工作本身毫无动人之处，倒是做这些工作的人，其行为举止更值得玩味——尽管这些所谓的有趣行为也因沉闷工作而生。伦敦象牙塔里的中产阶级专家认为，工人爱吃有饱腹感的食物、喜欢又油又甜的口味，并坚信这是因为工人做事效率低又优柔寡断。
毕竟，位处中产阶级的人，只会在一时脆弱或经过理性计算之后，才会这样大啖垃圾食品。中产阶级男女来根巧克力棒或一块蛋糕，是为了犒赏自己，是人生的小小乐趣。这么一点小享受，仍经过理性的选择。相对的，工人阶级会买油腻腻的炸薯片，是为了逃避现实。就像某天下午，尼马尔对我说的话：“这工作让人只想借酒浇愁。”
这话说得没错。不仅身体疲急不堪，心里也越发麻木，需要刺激与慰蔽。正如一双走得发烫又化脓的脚，夜晚回家后也需要贴点膏药缓和一下。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不像专业人士在工作中还会不时发现一些乐趣——在亚马逊做最低阶的工作，何乐之有?花五便士买瓶可乐喝或巧克力棒吃的安慰不能改变现况，反而让浮沉在这类工作中的人显得更加景况凄惨。
半夜下班后，走进家门、踢掉鞋子，往床上一倒，便打开怀里的麦当劳纸袋和一瓶啤酒赖着不动了。我和这里的同事，或其他工作性质类似的人，没有哪个回到家还能走进厨房，好整以暇地站在炉边烫半小时青菜。如果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根本不足以支撑起规律的饮食习惯。电视上所谓的“老饕”，只会一味推崇精致饮食和顶级食材的美食家，看到我们这样生活，大概会觉得我们正在浪费生命，可以提前入土。
回到工作本身，关于亚马逊的内部规定，正如我先前提过的，规则只是参考，实践起来常和想象不同。休息时间就是个好例子：一个工作日里，工人有三次休息时间，分别是一次半小时的和两次10分钟的。半小时的休息不支付薪金，两次10分钟的休息则计入工时。说是两次10分钟，其实合计起来只能休息15分钟，另外五分钟是从厂房走到餐厅的时间，不计工资。实际上，从厂房后半部走到门口（别忘了，这里有10个足球场大），再通过机场级的安检关卡才能抵达休息区。要是再扣掉休息结束前在拣货部门柜台花掉的两分钟，整个“15分钟休息”大约只剩下六分钟。
“那个休息太荒谬了，”克莱尔表示，“半小时还算包含了路上的时间，可是另外两次休息可用时间大概也就五分钟，我要先走到柜子拿支烟或手机出来，再到外面时间就差不多了，又要马上回去工作，准备拿包裹。”
在亚马逊工作期间，我从来没拿到雇用契约，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可以主张的事项。我知道的情况都是来这儿之前被中介粗略提供的，至于那些罗马尼亚同事连英国劳工最基本的权利都不太清楚，不论遭受多严酷的对待，他们也认为仍属正常。这就是英国，这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你们通通回家去，别来抢工作；另一种则会写信给自由派的媒体，称赞你们真是好劳工，认真工作，实在令人铲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