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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之后是暴秦--诸子的使命与宿命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鲍鹏山

导读:

有些人认为,法家主张用“法”来治理,与今天所提倡的“法治社会”、“依法制国”非常相似。上海开放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鲍鹏山认为,法家的“法”与我们今天讲的“法”的区别,“比人跟猴子的区别都大。”然而为何很多人偏偏要将它们混为一谈呢?在接受《同舟共进》杂志记者采访时,鲍鹏山说,法家维护的根本目标是“权势”,它最核心的方法是权力,就是权力用“法”的武器来收拾天下。因此,法家的“法”根本不是“法治”或“法制”的“法”,它只是权力的一个手段。那么,为何在法家基础上建立的朝代(秦朝)不可能长久呢?鲍鹏山认为,法家提供的战胜对手的方法只有诡诈和武力,而毫无正义。当法家思想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国独大、君主专制的国家之后,已经没有别的诸侯国来与它竞争了。而它恰恰没有正当、正确、正义的对待人民的思想,他们的视民如寇仇使民如牲畜的野蛮观念,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鲍鹏山说,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因为它永远不能够解决人民和皇权之间的矛盾。

"求价值"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点

  《同舟共进》:诸子百家中最知名的莫过"九流十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总结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在这诸子百家中,他们集中探讨的共同主题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时期会涌现出这么多的思想家呢?

  鲍鹏山:为什么这段时间会涌现出这么多思想家,学术界是有一些共识的:第一,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个传统道德崩溃的时代,一个需要新理论和新价值来支撑当下指示未来的时代;第二,这也是诸侯国之间相互激烈竞争你死我活的时代,士阶层成为诸侯国君们的"座上宾",应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出谋划策,因此各种主张、各种流派也就自然形成了。所以,诸子的出现,是因应着时代的需要,担负着时代的使命的。

  正是这样时代的特殊需求,造成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巨大差别。西方更多的是“求知识”、 “求真”;但在中国,更多的是“求价值”,即:伦理上的价值观,包括对政治的探讨以及很多政策方面的建议。西方那时候的思想市场,比如雅典,没有这样的政策方面的迫切需求,而我们处于列国纷争的状态,我们的思想市场主要就侧重于各国间的竞争需求,所以政策话题自然就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要给这些国君们出谋划策,要教他们如何在列国纷争之中占据上风……因此关于政治的讨论就非常多,关于政治价值、政策效益的讨论就非常多。

  另外,从传统政治伦理角度讲,我们从西周开始,甚至可以追溯更远,更多强调的是统治阶级的"德性",这也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教训吧:因为人们从商代以前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有德性的统治者能够长治久安,能够得到天下更多人的拥护。而一个德性不好的统治者,很快就会崩溃。伦理、道德也是诸子百家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谈的——伦理、道德,在他们那里,是政治话题,至少是政治话题中最核心的部分。知识论让位于伦理学,伦理学又从属于政治学,这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就区别于希腊雅典的文化特色。

  所以,必须澄清一点,中国古代很多道德上的观点,不是要求普通人的,而是要求统治者的。中国古代的伦理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候讲的这些道德,比如说"仁义礼智信"等等,是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它一开始并不针对普通人,而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就是国家上层的管理者们。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梳理的话,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最感兴趣的,他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讨论政治以及有关的道德问题。这是由需求决定的。还有一个例子,虽然司马谈的"六家"里没有兵家,但是兵家也确实是当时很火的显学,兵家也是和当时的列国战争需求有关的。

  一句话,是市场需求决定了思想方向和思想成果。而这些成果积淀下来,又成为历史遗产和文化特色,乃至引导了后来的思想方向,形成了中国的文化特色。

  《同舟共进》:正如您所说,他们当时谈论的都是政治,都是怎么为君主着想,因此有人批评那个时候不是真的"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您怎么看呢?

  鲍鹏山:"百家争宠"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用"争宠"二字,就带有一种道德审判了,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判断。我把当时比作一个大型思想市场,那么,要把一个产品卖出去,希望获得更多的客户,当然要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用"争宠"这个词就显得太道德化了,太人格化了,带有"贬低"的味道。即使是出售一般商品,你也不能把各种促销活动看做是对消费者的“争宠”,何况思想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一般商品,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从哲学上讲,假冒伪劣其实已经不是商品),都不具备道德属性。但思想不同,任何一种有关人、有关政治、有关社会的思想,都一定有道德属性,既然如此,“思想”一定有其价值坚持,而不可能是随圆就方,没有坚持的。简言之,凡有主张,必有坚持;没有坚持,即无主张。没有主张,又何来思想,没有思想产品,又如何售卖?这一点也与一般商品一样:任一商品,都只能满足顾客一种需求,内衣如何与大衣争宠?鞋子如何与帽子争宠?更何况,卖馒头的,如何与隔壁卖鞋子的争宠?一个做馒头的,门前走过一个要买鞋子的,他能马上做鞋子吗?所以,说百家争宠者,其实是对思想的属性不了解。

  一个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希望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能够得到更多人认可,尤其是得到诸侯们的认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诸侯“认可”,与"争宠",不是一个概念。要认可,是坚持自己,凸显自己的优势;而争宠,则是委屈自己以满足对方,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而百家争鸣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个主张,我希望你能认可,而并不是我为你去量身订作,所以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争宠",有一家确确实实是完全地是从战国各国诸侯们的角度出发——你们要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就是法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去见秦孝公,讲帝道,不行;那就讲王道;讲王道还不行,那就讲霸道。秦孝公喜欢霸道,所以他就投其所好。但是其他几家,比如儒家,道家,墨家,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先有自己的主张,然后希望说服君主,希望君主接受他们的主张,如果君主不接受,那咱们就不玩了,他们不会委屈自己。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就是:你若用我,那我就把这个主张给你,你若不用我,那我就自己干我自己的。孟子也讲"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什么"争宠"的意味。墨子也一样,诸侯用不用我的主张,若不用,那就不必凑过去,给土地田产住房也不去。道家更不用说了,他们直接否定诸侯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争鸣"更符合真实。

商鞅见秦孝公

  除了法家,纵横家也比较贴近"争宠",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纵横家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它只是一时的外交策略和国家战略,因此我们没有把它看成是思想流派,司马谈也没有。他们确实是"争宠"的,尤其代表人张仪,为了得到自己的富贵,完全罔顾事实,更无基本价值操守,这人品德是很坏的,但他哪里能算思想者?所以,也不能说是百家之一家。

  总之,在诸多思想流派里,争宠的有,比如法家,也可以捎带上纵横家,但其他派别都不会委屈自己。他们只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没有说一定要获得君主的宠信,甚至是要棒喝君主们,指责乃至谩骂君主们。如果我们都用"争宠"去评价,近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不仅贬低了孔孟老庄,也贬低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有操守的。

法家是政治上的"巨婴"

  《同舟共进》:正如您所说,诸子百家们探讨的问题就集中在政治、道德以及政策问题的,可否举几家为例,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君主的,又是如何理解君臣和君民关系的?

  鲍鹏山:我用儒家举例吧。儒家觉得君主的天然使命或者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是"行道"。我们讲暴君的时候,往往会用"无道昏君"来形容,司马迁讲"秦失其道,秦失其政",这个"道",就是典型的儒家观点。昏君无道,就可以革命;朝廷无道,就可以推翻。君王之所以为君王,是有合法性的,并不是单纯凭借血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君主是代表道义的,如果不代表道义,那他就失去了在人间统治的合法性。这样的观点,即便放今天,也是非常有现代性的。

  儒家认为,理想的君主本体就应该是"道",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自身就是"道"。如果君主自身不是道,就必须自觉“行道”:自己没达到尧舜禹的水平,但可以以“先王”为榜样,照着做。注意,儒家所指的“先王”并不是指过去的王,无道的先王,就不是儒家所说的“先王”。“先王”是“道”的载体,人与道合二为一,成为道之本体,道之所在,先王之所在。所以,在儒家看来,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君主,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之一:要不本身就是“道”的代表,要不你必须体现“道”的功能。如果用一个字概述,在儒家的表述里,就叫“德”,“有德者有其位”。 “有德者有其位”,其实就是“有道者有其位”。

  道家,像庄子这些人,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君主们是不抱儒家这样的希望的,他们更加绝望。儒家,包括孟子,他们知道这些诸侯们的素质都是不高的,德性是不好的,孟子对他们的鉴定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但对这些罪人之罪人,乃至罪人之罪人的罪人,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愿意做罪人们的老师,热心的教他们怎么办,只要他们听话照做就好。所以儒家是“热心肠”的。而庄子,他认为这些诸侯根本是教不好的,所以就彻底地放弃了他们。这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当然,我们还是从中看出道家的理想化君主的标准,道家心中理想的君主跟儒家实际上一样的,它也认为君主是要“有道”至少要“行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道家、墨家,他们都认为君主是“道义”的代表,君主代表的是天下人的利益,而不仅仅代表自己。

  法家是一个例外。法家认为君主仅仅代表君主自身的利益,只代表他所在的那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代表天下的利益。代表所在国和代表天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代表“天下”,它站的角度是公正的。法家不是这样,法家只有国家观,而那个时候的国家不像我们今天的国家,我们今天国家是“主权在民”“执政为民”,而那时候的国家是君主的国家。所以法家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的时候,他自然就把君主的利益摆在第一了。君主只代表君主自己,君主只维护君主自身的利益,君主的目标就是君主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行道”。所以可以讲,法家是一个政治上的“熊孩子”或者说是“巨婴”,因为的君主眼中只有自己,也只崇拜自己,制造对自己的迷信,神话自己。同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都要服从他,他也只能理解自己的世界。这是典型的巨婴思维。

  再说君臣关系。在儒家看来,君臣关系,从人格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的;从政治运行的角度来说,是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从双方关系得以确立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平等”、“制约”、“契约”是理解儒家君臣关系的关键词。

  “平等”当然不是权力平等,也不是在体制里面地位平等,分蛋糕平等,今天处长和科长也不是权力平等待遇平等开会时平起平坐呢,这是行政秩序决定的,无关平等不平等。平等是人格平等。“制约”好理解,是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作和制衡。“契约”是什么?契约的核心叫“义”,“义”是契约的前提。君主如果没有道义的话,君臣关系自然就解除了,不存在一个天然的君臣关系,至少在先秦的儒家里是没有这样的观点的。君臣是“契约”关系,搞得好大家就在一起做君臣,搞得不好就走。所以你看,春秋战国各国的士,甚至大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待着不舒服了就跑别国去了。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大夫可以徙!” (《孟子·离娄下》)孔子到处跑,也不是一直待在鲁国当鲁国国君的臣子。孟子也是这样,他是邹国人,但他一生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在邹国。所以在儒家看来,没有什么天然的君臣关系,必须要有个“契约”,也就是“义”,君若不义,臣就可以不帮你,不跟你打交道。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离娄下》)

  君臣如此,“君民”关系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一竿子插到底”,往往是权力义务为一体。在诸侯国里,君主是贵族的整体代表,这些上层大夫、士再往下面一层,叫“国人”,就是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这是当初跟着始封君迁徙而来的周族人的后裔,是第二个层次。住在城外的叫野人,是本地的原住民土著。国人享受很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比如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还可以起来造反,比如周厉王就是被“国人暴动”推翻的,也享有税收上的一些优惠。但野人就没有这些政治特权了。当然国人也负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因为这是你的国嘛,所以那时候打仗是国人的义务和责任,野人没有义务去打仗的,也没有资格。所以,一个“野人”,如果热切参战,说自己要“保家卫国”,会被人嘲笑的:哪个国是你的?你又是那家大夫,你姓姬吗?

  以这么说,君和臣的关系,和下面民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延伸。君和臣之间是契约关系,和民之间也是这样的契约关系,民怎么来体现这个契约呢?“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周书·泰誓》)国君如果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当然要对你好;如果国君总是残酷地剥削人民,搞不好人民就造反和革命,儒家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这就是儒家观念中的臣民关系。

  《同舟共进》: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大家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实行的都是都不是真儒 ,而是"儒皮法骨",对此您怎么看呢?

  鲍鹏山:有个词叫"泾以渭浊",泾水本来是很清的,和渭水合流了以后它就浊了。各种思想经过历史上不断的互相融合、交流之后,总会出现这样互相融合的问题。

  我觉得,先秦诸子中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确确实实是法家,以及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秦朝。秦制确立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汉代以后,信仰上虽然奉行儒家,政治伦理上虽然皈依儒家,但这个“儒家”和先秦孔孟儒家是不同的,更多是荀子之儒,乃至于是混杂了阴阳家尤其是法家的“新儒家”。孔子的形象只是一个道德信仰,而政治体制和政治操作上实行的确确实实的是法家,也就是秦制的那一套,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许多黑暗都与此有关。

“荆轲刺孔”是把目标找错了

  《同舟共进》:儒家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有一个叫词"国民性",认为儒家学说或者儒教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鲍鹏山:我觉得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我觉得塑造国民性最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化,而是制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朝鲜的制度和韩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应该是一样的吧,国民性就不一样了。东德、西德文化是一样的,国民性不一样。东欧和西欧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性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制度才是塑造国民性的关键。制度会形成文化,制度也会影响文化。一个制度也许久了自然会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所以制度跟文化之间是互相渗透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文化不好所以国民性就不好,这会导致我们文化上的不自信。

  文化和制度的不一样还体现在:制度可以重置。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以及战后重建,都有重置制度的历史,中国的西藏由奴隶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制度重置,其他这类制度重置的例子,在世界上还有很多,成功的比例大于不成功的。而文化只能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和进化。我曾经做过比方,文化相当于人的整个消化过程,你不能在吃饭之前就主观的把什么糟粕剔除出去,即便能做到精华糟粕的区分,我们也不能这么干。因为,如果这样干,人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就丧失了,最后连消化系统也废了。文化也一样,我们不能首先圈定哪些是好的就留下来,哪些不好的就去掉,因为谁也没有能力判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你今天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可能过一段时间又觉得它是好的了,因此只能把它交给时间,交给历史,交给文化自身的演化。这就是文化。

  所以我坚决反对那种极端的把传统文化完全否定,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人为区分精华糟粕的做法。这种主张和做法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缺少敬畏,而且我们所能知道的,可能还真是九牛之一毛,面对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自大和傲慢。

  但是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制度就是被设计出来的。比如秦朝的郡县制、西周的分封制就是被设计出来的,美国三权分立,也是美国最初的一批人设计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一切国民性的特点都归咎于文化的话,那就出现了秦晖所说的“荆轲刺孔子”。什么意思呢?秦始皇代表了一个制度,而孔子代表的是一个文化。我们不要把制度的问题当成是文化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找错目标了,你本来应该是刺秦的,结果变成了刺孔子。

  我们今天有很多学者,有一种非常急迫的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心情,我非常赞赏也非常理解,但是并我不认同他们的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走向现代化,这不管是从操作的角度还是事理逻辑的角度,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我在《孔子原来》(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本书里,详细的谈了这个问题。

  《同舟共进》:正如现在很多人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打在了儒家身上,您认为这是对儒家的误读是吗?

  鲍鹏山:对,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读。我不是说儒家没有毛病,一种文化,就像大自然的生态,有鲜花还有毒草,有能吃的蘑菇也有毒蘑菇。你要一种文化没有毛病,就如同要大自然生长能吃的蘑菇而不生长毒蘑菇,这不可能,强行这样做,生态就破坏了,最后啥都没有了。很多认为中国文化不好的人,找出很多中国文化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地方,但用他的方法去找西方文化,同样可以找到很多不好的东西,因此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文化是一种生态,你要让它有生生不息的生长发育能力,让一个民族的人在这里能够不断的休养生息,你就必须允许这种文化也能够藏污纳垢。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文化进行非常严厉的否定,他们所指出的那些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阴暗的东西,比如说愚民政策、奴才人格……诸如此类的,其实都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稍有文化经典阅读水平的人,都能认知到这一点。

  班固讲“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历来是搞教育选人才的。中国古代的传统跟西方传统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是宗教,我们是文教。“文教”就是文化教育。孔子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民才是好管理的人民,所以儒家从来不搞愚民政策。搞愚民政策的是法家,法家认为愚昧的人民更易于驱使。李斯讲“以吏为师”,废除“二心私学”,直接把教育废除了,不需要老师了,官吏说话老百姓听就对了,这才是愚民。

  这些都是基本的学术常识,不抱偏见的人都能区分。现在那些指责儒家要对国民性中阴暗的东西负责的人,好多并没有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人云亦云。儒家讲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推崇“君子”,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孟子讲“大丈夫”,要做“豪杰”,要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跟奴才人格有哪一点相同呢?荀子还继承并弘扬“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呢。如果读读中国传统的书,就知道,所有儒家的著作都在讲人要做个君子、要堂堂正正,要有骨气,要懂礼义廉耻,要忠孝节义,哪一个儒家的人在著作中讲“奴性”,要我们放弃主体性自我,放弃自由意志,而听命于权势?从来没有。

  不仅儒家没有,道家没有(道家可能与愚民能扯上一些关系,但绝不奴才),墨家也没有,只有法家。中国讲奴才人格的就是法家。

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同舟共进》:法家如此摧残个人,但在诸子百家里,唯有它才把自己的学说付诸了现实,并建立了秦朝。法家为什么会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但秦二世而亡,又对后世有哪些启发呢?

  鲍鹏山:我把先秦时的思想现场称作“思想市场”,市场其实不是根据需求决定的,市场是由需求加购买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我们大家有住别墅的需求和愿望,但是房地产公司,为什么才盖2%、3%的别墅呢?因为很多人都买不起嘛。所以市场不是单一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需求加购买力决定的。在先秦的时候,有购买力的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君主。儒家、墨家、道家,他们讲的仁爱也好,兼爱也好,个人逍遥和自由也好,针对的是这个市场里的普通人,乃至于个体的人。比如儒家讲“仁政”,要对老百姓好;孟子讲“不嗜杀人”“杀一人而取天下不为也”,他们这种主张的购买对象是老百姓、普通人,但这些人虽有旺盛的需求却没有购买能力。法家是把他们的主顾锚定在哪里?他们锚定有购买能力的人,也就是君主,所以他们成交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是靠不住的,很多时候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我把权力搞到手里,老百姓自然就服从我了——因为老百姓到那时只能依从我,只能从我这里分一杯羹。法家说“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韩非《五蠹》),说老百姓总是更愿意服从权势,很少有能够趋从正义,这也真真实实地反映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以及世道中无奈的一面。

  《同舟共进》:但在法家基础上建立的秦朝并不长久,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的下场也很不好。

  鲍鹏山:法家给秦国提供的那一套只能够战胜相同的对手。比如秦国能够战胜楚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和燕国,但当法家的思想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国独大、君主专制的国家之后,它已经不再有和它对等的诸侯国了,这时它面对的就是广大的普通百姓了,所以这时候法家的“战国”思想就失效了——因为无国可战,这时秦国已经没有别的诸侯国来与它竞争了,灭秦的是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人,而法家恰恰没有正当、正确、正义的对待人民的思想,如同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样,只有诡诈和武力,毫无正义。他们的视民如寇仇使民如牲畜的野蛮观念,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

  中国古代战争的性质,商朝的时候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周朝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出现了诸侯之间的战争;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不再搞分封,因此也结束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但出现了朝廷与普通人的战争,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其实,起义的不仅仅是农民,是天下所有被朝廷戕害的民,士农工商都会起来反朝廷。陈胜、吴广是农民,但黄巢、李自成就不是农民,梁山泊108人中,大概只有两个务农的农民——宋清和陶宗旺。陈胜、吴广造反后,连孔子的后裔8世孙孔鲋,都跑去参加了。

  所以我们说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因为它永远不能够解决人民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君民矛盾导致的人民反抗朝廷的国内战争远超世界其它国家(参阅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战争年表》2003版)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法家是有问题的。说明在一个高度内卷化的政治体制里,谁都不快活,只好互相消耗,最后就是消耗了一个民族的血性,消耗了一个民族的生机,消耗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所以中国在近代落伍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从逻辑上讲一定是这样。两千多年前秦朝建立的时候,秦朝灭亡汉朝建立而又“汉承秦制”的时候,乃至“百代皆行秦制度”(毛泽东《读封建论》: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时候,中国的最终落伍,中国国民性的最终猥琐,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觉得,法家政治观念及其现实化的政治运行体制一天不消除,民族一定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落伍。

  

《同舟共进》:但现在有些人认为法家很好啊,法家主张用"法"来治理人民,和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社会"、"依法制国"非常相似。

  鲍鹏山:法家的“法”和我们今天讲的“法”的区别,比人和猴子之间的区别都大,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很多人偏偏要把它混为一谈。

  “法家”这个命名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关,司马谈给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这个学派取名字的时候,一不小心犯了个错误,在法、术、势这三个法家核心词汇里选出了一个“法”字做这一门派的招牌和主张,就导致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分不清猴子和人了。实际上法家的根本目标不是“法”,它维护的根本对象是“权势”,如果我有机会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聊一聊,我会建议他把“法”家的“法”改成权势的“势”,叫“势家”。为什么呢?第一,它的目标是为权势服务的;第二,它最核心的方法根本就不是法,而是权力,是权力用“法”的武器来收拾天下,所以它根本不是法制,“法”只是权力的一个手段。

  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是什么?法是目标,法是一个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手段。这个区别很简单,我们今天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研究的人都很无奈。现在有些否定传统文化的,包括对法家进行莫名其妙肯定的人,很多根本是不读中国书的,所以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但是问题在于,人云亦云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就把真相以及真实的声音淹没了,导致我们要不断的去普及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墨家的消失与道家的恒久

  《同舟共进》:墨家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大家,但是墨翟之后传人就凋敝了,汉代就逐渐消失了,直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学生们才从故纸堆里挖出了墨家的思想,为什么墨家会消失得如此彻底呢?

  鲍鹏山:墨家在先秦也是个显学,甚至能和儒家道家争鸣。墨家消失得如此彻底,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根本性的,那就是很多时候墨家的主张是违反人性的,这一点庄子就已经指出过。庄子写墨子“以自苦为极”,墨家把生活变成一项苦行,日夜不息,手上脚上都长上老茧,整个人都晒得黑黑的,有好饭也不吃,有好房子也不住,一定要在这种苦行中去修炼——“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儒家虽然也讲修行,但是它不不像墨家那样搞成"苦行"。

  我们知道人类有一种修行叫“苦行”,秉持这样的修行之人叫“苦行僧”,比如印度就有许多苦行僧,西藏的藏传佛教也有很多苦行的记载,他们的做法就是到山洞里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苦行”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无可厚非,但是它永远都不可能为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它永远都是一小撮。庄子早就讲得很透彻了:墨子你自己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让天下人都这么做的话,这是违背天下人的基本人性。《庄子·天下篇》说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如果是去孔子那里当学生,日常就是听听孔子讲讲课,同学们在一块唱唱歌,弹弹琴,生活很有诗意。但如果要到墨子那个地方去当学生,那就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劳动,而且还经常吃不饱。为了随时劳动,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短打,还得配着宝剑,因为要准备随时献出生命。假如在一个有一百个人的市场上,孔子在里面招生,墨子也招生,到哪个地方去的人多呢?显然是孔子。这就是墨子这个学派最终消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跟制度有关了,就是当一个皇权制度出来了以后,它绝不允许有强大、强悍的、不屈服的个人和组织存在的。

  因为皇权是绝对权力,所以皇权之下绝不允许有另外一个强大的、矫矫不群的个人和异己的严密组织存在。对皇权来说,这样的人和组织的存在哪怕不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但也构成了对它权威的藐视。所以墨家最终的消亡其实是在汉朝实现的,尤其在汉武帝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这样一种社会制度里,是不允许有人自居于国家制度之上,自居于国家法律之上,自居于政府的权威之上的。墨家主张“行侠仗义”,让个人的力量突破法制的范围,韩非认为这是“侠以武犯禁”,不能不说这个指责,在君权的逻辑下,是成立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诛暴安良,必须由国家法制来规整,不可能允许由个人“私力”来完成,更不允许由国家之外的民间组织来执行,若是那样,天下就乱套了。所以从汉武帝的时代起,就开始非常严厉地打击墨家,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就是墨家最后消失的悲歌。制度上的不允许,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原因,因为墨家是个绝对道德主义者,所以墨家这个学派发展到最后,以至于可以把它看成是“原教旨主义”。这种绝对道德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最终一定会演变成恐怖主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世界上盛行,导致了恐怖主义,墨家这个学派在汉朝的时候,也就演变成了汉代那个时代的“恐怖主义”。他们甚至维持和制造了一个“杀人市场”,要杀人,找墨家,给他钱,他来做。墨家当时在市场上就是接这个活的。所以这样的墨家绝对不可能为社会所容,不光是政府不能容了,是为全民所不容了,因为你让人生活在恐怖之中。所以墨家学派最后这样的结局,应该和它自身的逻辑缺陷有关的。

  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墨子本人他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有着非常博爱的精神。如果在中国找一个跟西方基督“博爱”精神相符合的,墨家可能比儒家的更接近。孔子讲“仁爱”,墨家讲“兼爱”,“兼爱”比“仁爱”更接近“博爱”。

  《同舟共进》:诸子百家中,最为奇特的就是道家,它提倡"无为而治",并且在著作中也有充满了瑰丽的想象,为什么道家会如此奇特呢?

  鲍鹏山:道家实际上代表着人性中某一方面非常强烈的冲动,那就是期待摆脱社会种种约束去追求个人自由。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来讲,儒家侧重于强调人民的幸福,“人民幸福”是儒家的最高目标;道家主要讲“个体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他们的第一目标;法家则是追求“国家强大”。从这个角度讲,道家之所以有这么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契合了人内心里面对摆脱束缚的自由向往。这样说吧,道家的理论也好,主张也好,道家自身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美学也好,跟人类潜在的本质上所具有的自由意志是相符合的,所以道家思想永远不会过时,道家思想永远都有魅力,道家思想永远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很多很多的追随者。

  但是呢,自由的对立面是什么?是社会的、伦理的、制度的约束,所以道家天然的具有一种反抗性。但它的反抗不是一种积极的反抗,积极的反抗是儒家。儒家对于黑暗、对于暴政、对于不公、不义、邪恶,是激烈的反抗,是带着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带着强烈的道德理想的反抗。道家则是消极的反抗——我活我自己的,我活的跟你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它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实际上,道家认为带着伦理责任感去反抗,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套上了伦理枷锁,不自由了。所以,它也只能是消极的反抗。

  但消极的反抗并非没有意义,消极的反抗可能更容易为更多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积极的反抗需要“大义”,比如带着崇高的理想去反抗黑暗、反抗邪恶,反抗一种制度、反抗一种约束,很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而消极的反抗有时只是需要人的一点“小人之心”,利己之心。我们看有很多人,觉得单位的制度不好了,他就想尽办法偷个懒,用网络流行词来说就是“摸鱼”,这种反抗是出于人自然的本性,所以我说它叫消极的反抗。消极的反抗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它的效果倒不一定会比儒家的差。因为它能让所有的这些普通人,没有什么思想境界的人,甚至很多自私自利的人都能够变成它的拥趸,从而拥有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到,道家有很多自私自利的拥趸,而拥护儒家的往往是在道德上有强烈的自我期许的人。拥护道家的人,恰恰是很多在道德上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我不想做一个自我牺牲的好人,我不想做一个为大众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变成道家了。唐朝的白居易就是个典型,白居易晚年就成为了一个道家的信奉者,他信奉道家的时候,就是通过不断的贬低自己,放弃早年儒家思想灌输给他的伦理责任。他贬低自己的理想,贬低自己曾经有过的志向,贬低自己的担当,乃至于贬低自己的道德水平和能力,通过这些贬低之后,然后很自然的就滑向了道家。

传统文化要辨清真伪

  《同舟共进》:现在有一段传统文化热,倡导"国学",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所谓的传统文化、传统学说呢?

  鲍鹏山:首先,有这么一股“传统文化热”,我觉得很好。但是,它应该是个常态,而不仅仅是某段时间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到日本去,是不是觉得日本没有一个特别的“日本传统文化热”?为什么?因为它一直就在这种“热”中,它传统文化的东西一直没丢掉,稍微有点正式的场合,女人们就把和服给穿上了,但是中国人如果要穿一下古代的服饰,马上就知道这是兴起的潮流,是种“热”,但是日本女性穿和服人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这是个常态。就像我在前面讲的,文化是种生态,哪怕要改变,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地,自然而然地改变,要给它时间。但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下子就彻底废除了,比如近代就有两次彻底的批孔运动,还有“破四旧”等,因此我们出现“传统文化热”恰恰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在“没文化”之中。

  为什么我说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没文化”之中?你看,我们没有中国文化时,我们有西方文化吗?也没有;我们没有传统文化时,我们有现代文化吗?也没有。可以说,我们这几十年什么文化都不“热”,“热”只是欲望和权斗。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回归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在读传统经典,很多人在生活美学上靠近“传统”,比如说喝茶、弹琴、焚香,穿古代服装等等,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国民生活常态。在一个几千年文明并拥有十四亿人民的土地上,总有人喜欢喝茶,总有人喜欢焚香,总有人喜欢弹古琴,总有人喜欢下围棋,总有人喜欢插花,这应该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之所以把它看成“热”,是因为以前我们丢掉了这个常态。并且丢掉的还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态,而是彻底地丢掉了所有的文化。在没有弹古琴,没有喝茶,没有焚香,没有插花等等之前,我们就是天亮上班天黑睡觉,后来也就是喝酒打麻将、掼蛋斗地主、到歌厅里面去胡来而已,别的还有什么呢?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喝咖啡弹钢琴喝鸡尾酒吧?

  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热”,我们是什么文化都不热。今天这个文化回来了,首先我认为这个好事、好现象。生活中总要有一点美学,要有一点文化,要有一点诗意,要有一点超越衣食住行的东西,要有一点精神层面的东西。

  第二点,我还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读者,如果要读古代的书,一定要分清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比如现在市场上一些自命为“国学教育”的机构,一来就教学生读《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我要明确地说,这些书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经典。既然叫国学教育机构,既然要给青少年搞传统文化教育,那你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家长们带着孩子读一读《三字经》,读读《弟子规》,读读《千字文》,认认字,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打着“读经典”旗号的国学教育机构,那就拜托不要搞这个,国学教育是需要专业性的,只有先具备了专业的水准,才能去做传统文化的推广。在古代,哪怕是一个老秀才,在村庄里教几个顽徒读书,也是要认真读《四书》《五经》,我们现在很多搞传统文化,搞国学教育的人,读了一个《鬼谷子》就自称国学专家,就开始搞传统文化培训了,学的都是“伪国学”。

  “伪国学”盛行会导致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降低,因为你自身缺少严肃性,缺少学术的修养,教的这些“伪知识”会导致人们去贬低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有的时候“热”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女德班”教导女性对家暴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只会导致传统文化更加污名化。

  当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观感变得丑陋之后,再想为传统文化正名就很难了,因为本来很多人就对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误解,觉得丑陋的东西都是传统文化造成的。

思想需要"两个空间"

  《同舟共进》:诸子百家这样的思想盛世,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好像再也没有这样的思想的大解放了呢?

  鲍鹏山:诸子百家这样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很独特的,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

  在中国思想史上,也还是有一些时代思想是比较活跃的,比如说魏晋时代,但高度、宽度、厚度和深度,跟先秦时期没法比。西方也是这样,古希腊时代的这种思想高度、深度,后代也很难相比。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比如说魏晋的时候,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宋朝出现了理学的兴起,这也是一个活跃的时期。魏晋时期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分裂导致自由空间的窗口被打开了,像王弼、郭象这样的思想家就出来了;唐宋这两个时代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政治上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再往后看,明清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大家,比如王阳明、戴震、黄宗羲等等,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这也跟特殊条件有关。

  皇权到了明清以后,虽然中央在加强它的权力,但是南方,尤其是江南这些地方,它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很多人可以不依赖朝廷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们或有自己的土地,或依赖私人,或依赖文化市场(字画市场和图书出版),包括办私塾——“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郑板桥《道情》),也可聊以为生。

  虽然秦“二世而亡”,但秦以后的王朝基本上国祚都是几百年,实行的好像都是“秦制”啊,为什么能搞几百年呢?我觉得奥秘就是“秦制”和“周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个妥协,一个平衡。秦制管到县级以上,周制在县级以下,这叫“皇权不下乡”。我们可以理解为秦制不下乡,即秦朝的那个制度不下乡,跟一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更多还是像周朝一样,由长期形成的一些风俗习惯来决定。比如那时一个中国老百姓,他的日常生活并不直接受皇权的约束,而是受一些规矩的约束,婚丧嫁娶,家庭伦理,邻里乡党,祭祖生子,都不是直接由皇权来管的,而是由乡绅或者大家族里面的族长来管。而家族统治靠什么?是靠礼乐文化来统治,这就是周朝的传统了。

  为什么在明清的时候出来了这些思想大家?他们生活在乡下,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空间。如果不是商品经济发达,一切依赖于国家分配,那思想家们就没有了生活的空间了,生活空间没有了,人就活不下去了,自然也没功夫思考了。明清之际,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但权力还没有下降到底层,还没有渗透到神经末梢,社会空间还没有被完全挤榨,秦制和周制这样的一个平衡,皇权不下乡,秦制不彻底,体制没覆盖,周制在民间。于是,社会还活着,还有活力,还有功能,还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为自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得以生存。

  民国时期更是如此了,北洋政府到民国这几十年的时间思想是相当活跃的。不仅西方的思想进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反思乃至在学术批判中得到了巨大的复兴,获得了现代性的观照和阐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像胡适这样的人不仅在传播西方思想,也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说儒》;鲁迅不仅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获得现代性的视角,他也在搞《中国小说史略》,也在讲中国文学史,抄古碑,写《汉文学史纲要》,辑校《嵇康集》等,所以那个时代,中西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通过梳理,你会发现,在这些思想解放的年代,有两个关键词很重要,一个是“生活空间”,一个是“思想空间”。一个读书人有没有可能不依靠体制而生活,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第二,读书人的思想,哪怕不允许在主流渠道官方场合传播和讨论,但允许不允许他著述并在社会层面传播和讨论?这也很重要。这两条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能不能保持,能不能得到提升。所以一定要给思想人空间,不给政治空间都可以,但一定要给社会空间。社会层面有了生活空间和思想空间这两个空间,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就会得到保持,得到蓄积,并且通过不断的磨砺,得到提升。如果这两个空间没了,那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也就没有了。

  百家争鸣是什么意思?就是百家的思想都有空间,都有思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同时,各种思想在思想市场都有被采购被消费的可能,所以叫争鸣嘛。如果这个市场只有一个买主,买主又只采购一种思想,独家采购,加上定点采购,那百家就剩了一家,不,一家也不剩,因为,我们前面说过,没有了生态,不长毒蘑菇的土地,也不会长出好蘑菇。没有了争鸣,那最后一家也就失去了思想的特质乃至思想的能力,只剩下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