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乡绅李鼎铭

文章来源:《世纪》
作者:朱鸿召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导读: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李鼎铭这个名字以及他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都不陌生,因为他跟当时人人必读的“老三篇”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李鼎铭曾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阶级斗争政策,尤其是镇压富农等极左政策方面,却很少人会有更多的了解。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延安社会与历史研究专家朱鸿召在本文中通过“兴教富民,名传乡里”、“为民造福,反对偏激”和“从政勤政,精兵简政”等九个部分,讲述了李鼎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诤友畏友,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与边区政府工作,成为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下一个标志性人物的故事。文章还详细介绍了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的“三三制”制度,以及在李鼎铭提议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精兵简政工作。文章说,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时间、三次精兵简政、四次政府委员会会议和多次政务会议,精兵简政工作最后得以贯彻落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陕北乡绅李鼎铭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著名的“精兵简政”议案,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战胜经济困难做出贡献,毛泽东称其为“开明绅士”。参政之前,他是乡村饱学之士,富民兴教,开化民智,引领风尚,拒绝为一人一己谋利益,远乡近邻称颂其“造福桑梓”。

一、兴教富民,名传乡里

李鼎铭(1879-1947),陕西米脂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14岁开始寄住外祖父家,跟随二舅杜良奎学习经史子集,兼习医学,并涉猎近代科学,共计八年,奠定了李鼎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杜良奎是杜聿明的父亲,杜斌丞的堂叔。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文武举人,曾任晚清皇室教席,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教于西安长安大学堂,为人正气义气豪气。李鼎铭深得二舅兼恩师的精神气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参加科举考试,被取为秀才廪贡生,由官府按月供应口粮。但是,父亲病逝,家庭生计维艰,他借债去西安参加科举省试预习。正当晚清末年,科举末期,科场风气污浊。李鼎铭在西安熬过数月,艰苦备尝,铩羽而归。

图 | 李鼎铭

回到米脂桃花茆,李鼎铭拒绝了清政府榆林道怀远县(今横山县)县官任命,应约到杨家沟私塾学堂当先生,选择教育救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家沟私塾学堂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学堂里有一个学生姓马,其父亲是文化不高的财主,听说李先生学识渊博,能谋善断,就悄悄地找到学堂来,请求帮助计算他家确切有多少粮食。李鼎铭让他报出家里有几个粮仓,每个粮仓有多大,粮仓储藏到什么位置。马财主将具体数字报出后,李先生先在纸上画图形,再用算盘计算一番,很快就告诉财主其粮食总数。马财主惊奇地把数字抄下来,回家经过仔细核对,果然一点不错。惊叹之余,马财主希望延请李先生担任大管家,承诺相当丰厚的报酬。李鼎铭没有答应。其他乡绅听说后,竞相开出更高的报酬,邀请其担任家庭产业或家族企业总管,都被断然谢绝了。李鼎铭态度很明确:我只为民众百姓做事,不为一人一己谋利。

李鼎铭相信教育救国。他先后创办并主持桃花茆村寨子山学堂、印斗镇临水寺觉民小学校、区立桃花茆初高级小学校,受聘担任绥德中学堂、榆林中学教职。他不是把教育当作一般职业,不是为教书而教书,而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建设乡村社会的手段。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尚,身体力行,剪掉长发,并动员自己的女儿、儿媳带头放足,上学读书,提倡男女同校。他劝慰村民戒毒禁赌,努力参加生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他倡议架桥修路,争取米脂县财政支持,再募集社会资金,共修建五座石桥,让四沟八岔的村民畅通往来,恢复桃花茆集市贸易。为促进贸易繁荣,他力主把桃花茆村改名为桃花镇,简称桃镇;倡议邀请戏班子,每逢集市日来唱戏,吸引各地商旅客人。桃镇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米脂东区集贸中心,陕北通商七口重镇之一。

家乡集市恢复,村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时在清王朝被推翻后,新政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陕北地区一度匪患频繁。李鼎铭毅然发动村民,组织桃花镇自卫民团,生产劳动之余习拳练武,防御土匪,保护家乡。在自卫民团有效击退一次土匪进攻后,村民编唱一段信天游小曲:“桃花茆茆山连山, 村庄沟沟里有能人。土匪强盗全不怕,习文练武忙耕耘。家家户户喜颜开,全凭先生李鼎铭。”

图 | 1938年夏秋之际,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遍的基层民主运动,农民们在投票选举

二、惩恶扬善,主持公道

桃镇集市恢复发展后,引起米脂县城豪绅财主们的嫉恨。他们鼓动县长,实行私人包税制,将省政府分配给米脂县的税收款项承包给县城乡绅们,然后任其抬高税费,向四乡百姓摊派,同时对桃镇市场加大税率,严重影响到集市贸易,引起民众怨声载道。

此时米脂县分为东西两个区,李鼎铭被推举为东区区长。李鼎铭获悉后,先是召集东区七个分区长会议,下令各分区马上组织四乡民众坚决抵制私人包税制,禁止向私人纳税,不许官府利用包税制随意加重村民负担并组织桃镇民团,驱赶横行乡里的收税地痞恶棍。与此同时,派人快速送信给西区区长刘文章,联合抵制私人包税制。几天后,几乎所有被雇佣横行在乡间收税的地痞恶棍都纷纷溜走了。

李鼎铭向省政府反映了米脂包税制危害民众的情况,并直接从省政府领受了米脂县东西两区百姓当年应缴纳税款数。他将东区分摊的税款银元750元,原数分摊给各村,只留桃镇、海会两处集市会场税款由区公所直接收取,以补充学校教育经费。此举减少税收中间环节,大大减轻了村民们的经济负担,也免除了各分区向区立学校缴纳的助学款。

晚清中国,鸦片之害,人天共怒。民国政府设立禁烟委员会,层层复制,到榆林道国民政府委任的“禁烟委员”,其实已经变成受派协助米脂县政府收取鸦片税的官员。王公甫来到米脂东区,故意将村民的烟田亩数丈量放大,并向农民索贿敲诈。李鼎铭获悉后,安排七分区区长密切关注王公甫行踪,将其贪污受贿的大量证据收集起来。人赃俱获后,再将其诱入区公所。王公甫在铁的事实面前,只能向李鼎铭求饶说:上级命令每烟亩多收2元坐销费,县府有印花。

第二天,李鼎铭一行多人带着王公甫上县城,径直走进县长王亦哉的办公室,把王公甫贪污受贿的花名册与敲诈勒索乡民的材料,一起摆在王县长的面前。经核算,王公甫当场退还贪污款960元,以及索贿银手镯一对。回到桃镇,李鼎铭召集乡民大会,宣布追回的款物情况,如数发还给乡民们,并鼓励乡民们要敢于向各种不合理的贪腐行为作斗争。

1921年,米脂旱灾,尽管李鼎铭为减轻村民负担、反对官员贪腐进行斗争,豪绅财主们收租放债有所收敛,可是村民百姓仍然不堪重负。李鼎铭从村民乡绅中获悉县财政有巨额贪污情况,亲自到县城和榆林道进行考察走访,终于掌握了其中隐秘。他联合东区、西区政府,分别向县政府递交群众要求清理县财政的报告,并声明如不答应,民众将上县城请愿,到榆林府上告。王县长四面楚歌,不得不接受清理县财政的要求。

经过各区公推选的五名清理小组成员紧急清算,共清理出米脂县财政自1912年至1920年贪污款项13000元,包括上级下拨的救灾款。此事惊动了陕西省政府,派员来到米脂县督察。最后,将县政府二科科长和县财政局局长逮捕法办,并责令凡是分得赃款的人员,必须全部退还。县长王亦哉被罢免。

从富民兴教,到反对贪腐,李鼎铭在米脂声名日隆。镇守陕北的井岳秀,榆林道尹景岩征将李鼎铭当作杰出人才,聘请担任榆林道尹公署参议,随后又任命为民政科科长、榆林道尹公署顾问,前后大约两年半时间。在此任上,李鼎铭曾建议组织绥德米脂地区南下移民,垦荒种地,以解决旱灾之年村民生计问题。议案提出后,石沉大海,了无音信,他深切感受到国民政府底层政权的麻木、腐败与推诿,借故养病回家。

1926年2月6日(农历乙丑年腊月廿四),李鼎铭同日为二儿子、三儿子操办新式婚礼。大喜的日子里,米脂东区村民代表和区长们送匾贺喜。

这是一方巨型匾额,宝蓝色匾面,居中自右至左雕刻着四个镶金大字“造福桑梓”。匾额两边题款“中华民国十四年腊月吉日米邑五区公民为李鼎铭先生敬立”。在匾额正文大字上下,还题写了赞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地不在大,得人则灵。异口同声,称颂鼎铭。幼读古人书,壮怀济世志,后未等舞台,号称布衣士。唯其重气节,有识力,无折腰之取辱,俾从心之所欲,地方赖以富,教育赖以兴,君子曰:莫大之功。”这是对匾额正文的诠释,也是对李鼎铭赢得乡民百姓敬重爱戴的真实写照。

膺此殊荣,实至名归。时年45岁的李鼎铭被尊称为“李老先生”,有“米脂东区一卧龙”之美誉。

三、为民造福,反对偏激

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富民兴教,鼓励学生接受新知识,开阔新视野,容许他们参加共产党并从事革命斗争活动。但是,他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阶级斗争政策,尤其是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富农的极左政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一些在北京求学的陕北籍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其传入陕北,在榆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传播革命思想。1927年3月中旬,中共米脂桃花茆支部成立,直属米脂地委领导。党支部机关就设在桃花茆小学,主要成员郭洪涛、马明方、李力果、艾楚南、张驾伍、乔正明、杜聿德等,大部分都是李鼎铭的学生,其中李力果还是李鼎铭的二儿子。李鼎铭从榆林道尹公署辞职后,遭遇夫人张氏和母亲杜氏相继饥饿病逝,为了生计,1930年他到米脂县城东街租赁门面,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卖药为生。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建立保甲制,利用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残酷屠杀共产党人。1930年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遣第一批特务到榆林、米脂、绥德、肤施(延安)设立党务后守办事处,开始登记党员,整顿组织,建立区分部,作为反共前哨。1934年1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令各县建立保甲制度。米脂县境内大量修筑寨堡,农民被强迫上寨居住,然后进行拉网式“清乡”“查户”。全县共划分29个联保,191个保,2281个甲。1935年1月,国民党在榆林成立陕北肃反分会,各县成立肃反会办事处,可以随军活动,有关“政治犯”案件全部由肃反会审理。

这个时期的陕北、米脂共产党组织,执行的是苏维埃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严重伤害了富农的利益,失去了以李鼎铭为代表的占米脂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和乡绅的拥护。加之党内叛徒的变节出卖,使得共产党组织遭到惨痛损失。

1934年底,李鼎铭应国民党米脂县政府邀请,担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1935年2月,又应邀参加米脂县“铲共后援会”(稍后更名为“肃反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在武装镇压共产党和红军的同时,开展政治变向时期的自首活动,分化瓦解共产党员中意志薄弱者。1935年2月2日,中共米东县委在小寺则寨子上召集会议,消息泄密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参加会议的共产党负责人1人牺牲、2人被捕自首、2人突围。5月,中共米东县委停止活动。10月,国民党在米西地区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并在靴帽疙瘩一次枪杀高维钧等10人。

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米西苏区,中共米西县委停止活动。“1934年秋冬,1935年,1936年,米脂城内及郊区三四十里之党和团(共产党,共青团,引者注),为反革命破坏殆尽”。《米脂县志》载,李鼎铭“1934年被国民党县政府聘为‘米脂县肃反委员会’主任,起过不良影响”。

李鼎铭参与国民党“清乡”“肃反”过程中,同样反对国民党军队所采取的偏颇、过激行为。

米东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乔正明,曾是李鼎铭的学生,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后,其头颅被割下挂在戏台前的高杆上示众,尸体被抛在河边任野兽撕扯。国民党统治者下令,不许任何人掩埋,若有违者同罪处之。同样是李鼎铭学生的郭洪涛,向先生寻求帮助。李鼎铭指责国民党不许收尸掩埋的残暴行为,表示“人已死,万事了,岂能这等无人性,收尸掩埋的事我要出面交涉”。李鼎铭先后找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和榆林道署,经过几天紧张的交涉,终于拿到公署允许掩埋乔正明尸体的批示。

中共米脂地下党组织书记景仰山叛变后,崔凌汉等共产党领导人惨遭杀害。国民党米脂县当局按照“宁可错杀十人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命令,将全县100多名共产党人、300多名革命群众列入清洗对象,使米脂县城的共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并对共产党员家庭进行疯狂的“扫荡”“清剿”。李鼎铭找到国民党驻米脂部队长官高双成,指责国民党“此次肃反打击面过大,剿共连老百姓也剿起来”。并说服当局应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虽然当局没有完全采纳李鼎铭的意见,但确实缓解了当时日趋紧张的残酷斗争局面。

图 |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标志着边区抗日民主政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米东县委被迫停止活动后,转移到吴堡、葭县一带休整,组成红军第十五支队再次进入米东地区。不料刚刚进入圪妥店村,就遭到国民党军队四面伏击,只有少数人脱险,7名共产党负责人都被捕。此案交由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鼎铭处理,他据理将7人全部释放。这些人成为共产党领导米脂革命运动的火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得以保存下来。

四、悬壶济世,静观时变

从晚清,民国,到陕甘宁边区,李鼎铭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信念,谋求民生福祉,主持社会公正,传承历史文化。为此,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化,又不得不在危急形势下参与其政治,借以维护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同时,他鼓励学生们接受新文化,参加共产党,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极“左”斗争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重新调整对于农村富农的政策,停止对富农的无情打击,保护富农合理的土地财产利益。“除统一的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之自由。在最大多数群众要求而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或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4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0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385旅警备八团一个营进驻米脂。12月,米脂县划归陕甘宁边区,国共两党同时存在,形成公开合作、暗地竞争的局面。

李鼎铭在米脂县城东街坐堂接诊,悬壶济世,密切关注着抗战形势发展,以及国共两党时事动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李鼎铭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感到十分意外。看到周恩来有关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讲话材料,他认为这是胸怀大局,大仁大义,置党派个人恩怨于不顾,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他心存敬佩。学生中参加共产党工作的张汉武、郭洪涛、艾楚南等人,经常向他请教汇报,争取先生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严肃的军纪,清明的作风,赢得了包括李鼎铭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任。李鼎铭慢慢改变着对于共产党的认识。

促使李鼎铭对于共产党态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二儿子李力果参加革命的经历。

五、选择共产党,为民谋利

李力果曾随父亲就读米脂县桃花茆小学,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魏野畴等人进步思想影响,投身革命活动,协助刘志丹主持学生自治会工作,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受命到皖北参加二次北伐战争,辗转上海、北平、陕西、天津、山西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在国民党“清乡”“围剿”中,李力果被拘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达五年之久。1936年底,经党组织安排营救出狱。李鼎铭为了营救李力果,曾经致信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希望给予关照,却未能获准。此事对李鼎铭触动很大。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表侄,两个孩子都曾是自己的学生。两党纷争,各为其志。是非成败,取决于人心所向,得道多助。

图 | 李鼎铭之子李力果

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李鼎铭从当初不赞成,逐渐转向同情、理解和支持。在写给狱中儿子的家书中,李鼎铭说:“汝之被拘也,余初闻之,甚觉伤心,屡欲与汝写信,而一执笔则悲从中来,不能成书而罢。现而思之,汝果能立志,则此事不惟不足为祸,或者转为福亦未可知。”他鼓励并叮嘱身陷囹圄中的儿子,“汝今日虽处狱中,正当年少力强之时,倘能置荣辱于度外,一意借此为修省之机会,则铁窗之下非惟不足以困乏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以视终日哭泣悲伤作为妇孺之态者,其得失相去几何哉!如果有志上进,甚勿河汉斯言”。李鼎铭默许了儿子李力果的人生选择。

1939年10月,已经出任山西新军十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李力果,偕妻子王仲逸从山西到延安,途经米脂,回家探亲。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安排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带政府官员和乡绅群众到城南五里小石砭迎候。李力果没有去县政府,而是直奔东大街常春医馆看望父亲。夫妻双双跪在地上,大声说:“爸,儿子力果回来啦!”

这次回家,父子俩拉话七天,从家里、村上,直到国家与世界。李力果从理论到历史,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党组织宗旨,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路线,甚至投降卖国,发国难财。共产党主张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环境下,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民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李鼎铭静静地听着儿子的讲述,不断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疑惑。“陕北闹红,共产党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啥杀了那么多人?”李力果向父亲解释说:“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土改中不杀一些土豪劣绅,就不能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穷苦的劳动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了争取父亲对共产党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李力果还给父亲找来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著述,进一步开阔了李鼎铭的政治视野,也促使李鼎铭改变了严厉的家风。1937年10月至1940年11月,米脂县作为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统一战线区域,八路军接管了原国民党二十二军的军事防务,其行政管理仍然是国民党县政府。1940年秋,八路军在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时,遭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反对。中共米脂县民运股股长李万春请求李鼎铭帮忙,疏通与国民党米脂县县长萧履恭的关系。李鼎铭欣然应允。

不久,驻米脂八路军得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允许在米脂征收抗日救国军粮的通知。可是,国民党县政府暗中却鼓动一些城乡豪绅散布谣言,许多富人和有粮户想方设法拒绝向八路军交粮。

李鼎铭亲自出马,从县城来到米东、米西,会见两个区负责人,并召集村民会议。号召村民们积极交粮抗日。很快,八路军就征收到了所需要的军粮。此次协助征粮经历,促使李鼎铭思考抗战斗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为提出“精兵简政”主张埋下了伏笔。

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米脂抗敌后援会改称米脂抗敌救国会,影响不断扩大,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的影响渐渐衰弱。1941年7月,中共米脂县委公开活动。国共两个政权在米脂县同时并存。1941年8月,米脂县进行第一次普选,10月李鼎铭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他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选择共产党政权,是因为他发现共产党政府可以更多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恒产且有恒心者谓之乡绅,有恒产而无恒心者为劣绅,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则为乡贤。李鼎铭不为一人一己谋利益,具有强烈的公道之心,拥有崇高的社会声望,是陕北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和维护的人格化代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诤友畏友,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与边区政府工作,成为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标志性人物,协助共产党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六、协商民主,诚能感人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城南新落成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总数219人,其中正式参议员201人,候补参议员18人。由于执行了“三三制”选举政策,此次参议员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开明绅士如李鼎铭、贺连城、安文钦,商会会长,回族阿訇,蒙古族同胞,以及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如日本的森健、印度的巴苏华、朝鲜的武亭、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汗,都以参议员身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代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出席开幕典礼。

图 | 1941年11月,李鼎铭(左)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右)

此次会议最为人称道的事,是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被接受,以及在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时切实执行“三三制”政策。

李鼎铭以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身份参加会议。11月6日的开幕典礼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演说,形式简短,态度坦诚,内容深刻,赢得高度认同。关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中国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合作,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主义政策。

这些政策具体体现为:在土地关系上,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农民有衣穿,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也有衣穿,有饭吃。在劳资关系上,一方面实行扶助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此等等,都是为了团结全民,以便合力抗日,合力建国。经过抗战以来近五个年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政策。

晚清近代历史以来,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潮流。辛亥革命后的分省自治,孙中山的票选民主,蒋介石的军事专制,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都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而被历史发展所抛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指引下,探索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协商民主,团结合作,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是成功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办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的态度和作风”。

对于共产党还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叫做内外夹攻,把毛病治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11月7日,会议第二天举行预备会,选举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会议主席团成员、通过会议规程等事项。李鼎铭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就职演说中,时年61岁的李鼎铭坦率地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共产党主张并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策,就是李鼎铭所认可的一个路线。

共产党人说到做到。会议选举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时,当选的18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三三制”的规则,徐特立马上请求“退出”,得到大会同意,按得票多少依次由非共产党员人士白文焕替补。

这些生动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李鼎铭。他以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完全认同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纲领,更加深刻思考着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精兵简政”的政治经济主张。

图 | 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和《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精兵简政,是经过简约数量以达到提高质量,就是在军事上精简数量,提高战斗力;政权上简化机构,提高效能。其精神实质,是要通过自身改革,不断实现能力提高,能级提升,自我完善。

七、从政勤政,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提案,自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审查通过后,交由边区政府组织实施。李鼎铭副主席上任伊始,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精兵简政的政策落实。

在有浓厚官本位观念传统的中国社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可以弹冠相庆;退出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被认为是人往低处走,难以被社会舆论所接受。“干不干,小米饭。”在延安革命政权里也存在人浮于事、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两年多时间、三次精兵简政、四次政府委员会会议和多次政务会议,才得以贯彻落实,最后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

第一次精兵简政,是1941年11月至1942年4月,这期间成立编整委员会,制定简政方案,取得初步成效。1941年11月27日,边区政府召开首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李鼎铭介绍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和精神实质。林伯渠主席强调精兵简政的目的,主要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会议宣布成立由刘景范、周文、南汉宸、高自立组成边区政府编整委员会,提出整编方案。12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提出编整方案,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府暂行条例。根据该方案,边区政府共裁减合并可有可无的行政机构100余处,建立集体办公或合署办公制度,精简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598人,占总数的24%,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参加基层政权,其余转入生产一线或学习培训。

经过四个月的实践,编整工作成效主要在“编”,尚未落实到“整”,组织机构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政务繁琐,不切实际,不接地气,存在推诿扯皮现象。

图 | 1941年11月,李鼎铭(前排左三)与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部分参议员合影

第二次精兵简政,是1942年5月至1942年8月,调整编整领导机构,重新制定方案,进一步推进整编工作。1942年4月6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府委员会议,总结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成绩和不足。林伯渠强调精兵简政工作的重要性。李鼎铭尖锐地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不是简单地裁减若干无关紧要的冗员,而是要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根据李鼎铭的建议,会议讨论决定邀请党政军方面负责人参加编整委员会。5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的总编整委员会,林伯渠、李鼎铭共同主持会务,周文担任秘书,同时各系统成立编整分会,负责制定具体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同意后,贯彻实施。李鼎铭副主席直接参与制定《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及其《实施方案纲要》,明确“精兵”是为了加强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简政”是为了让政府机关灵活轻便,提高工作效能。

经过三个多月的落实,基本达到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预期目的。但是仍然存在裁并机构、缩减人员等表面化工作过多,改革体制、健全机制、整编机构、提高效能等实质性进展不够等问题。

陕甘宁边区政府精兵简政的试点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这个社论,把精兵简政政策上升到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

第三次精兵简政,是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充分准备,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1942年9月1日,边区政府第33次政务会议,总结前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经验教训,部署开展第三次精兵简政工作任务。其间,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简称“西北局高干会议”),以整风精神,总结边区党的历史,批评当前工作中的错误偏向,确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极端重要意义,“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这五项要求,为正在进行中的精兵简政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1942年12月3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李鼎铭对八个月来的边区政府工作和精兵简政工作作专题报告,指出还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是“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在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落实,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1943年1月,边区政府又颁布《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通则》《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干部奖惩条例》等一系列命令,具体规定了边区简政的原则和措施,并切实贯彻执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在简政方面,边区政府做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精简。其中,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减合并1/4,;边区政府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税务局、所由95个减至65个,人员由合署办公前的469人减至279人;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内部机构也由八九个减至四五个。这样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政简民便的目的。而且加强了统一领导和部门之间的联系。在组织方面,改变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现象;人事上改变了主要干部自由任免的现象;机关作风上改善了领导作风,基本克服了官僚主义习气。在节约方面,民力动员减少了,任免负担减轻了,粮食、燃料和日用品节约都取得明显成效。

八、当政执政,有职有权

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分管精兵简政和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上任不久,他感觉自己被当作客人,形式上客客气气,实际职权没有被尊重。在政务会议上,李鼎铭的声音逐渐少了,表现出一种消极和不满态度。有时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议上为了表示对副主席的尊重,主动征询意见:“李鼎老有什么意见?”

李鼎铭总是回答:“俺没有意见。”

在政府机关里,李鼎铭与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之间交往密切,而与党内人士则逐渐产生疏远感。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发现这种现象后,向林伯渠主席作了汇报,决定亲自找李鼎铭谈心求教。

图 | 林伯渠、李鼎铭署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令

1942年一个春天的晚上,李维汉来到李鼎铭家,开门见山地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

李鼎铭觉得很突然,面对比自己年轻15岁的李维汉秘书长的辞职请求,很关切地问:“为什么?”

没想到,这是李维汉的虚晃一招。李鼎铭接招后,李维汉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有顾及不到,考虑不周的地方,鼎老您这副主席不多提意见多指导,咱边区工作怎能搞好呢?”

李鼎铭知道了李维汉的来意,也感受到李维汉的诚意,就把心里蓄积已久的意见倾吐出来。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我要画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李维汉静静聆听着李鼎铭的倾诉,不断点头称是,恳切地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宗旨永远不会变。您所提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后一定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要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教育,错了的就要纠正过来。”

春夜漫漫,万籁俱静。延安城南边区政府旁边的一孔窑洞里,灯光映衬出两个促膝倾谈的身影。

第二天,李维汉及时把自己与李鼎铭谈心情况报告林伯渠主席,同时报告边区政府党组。经过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必须增强团结合作观念,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确定四条具体改进措施:

其一,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其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党外人士副主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其同意才开会,不同意则缓期开会,进行协商;其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需要由党外人士副主席签署下发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其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画行手续;其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四条改进措施落实后,边区政府里的共产党员干部逐渐学会了“团结合作”,党外人士逐渐确立了“边区立场”。李鼎铭不再说“你们党上”,而是改口说“我们团体”“我们政府”。

1943年秋,李鼎铭在南泥湾休养期间,写下《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辩证地、理论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借以表达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服与拥护。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延安。李鼎铭接受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斯坦因采访时说:“我一生不参加政治,我不同意共产党意见;而且我也老了。但是在紧急之秋的1941年,有三个重大理由,使我接受本县推选当边区参议员,然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这三个理由,首先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克服了他曾经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其次是共产党组织的边区选举与国民党组织的选举决然不同,完全是诚实、自由、平等的,没有贿赂、强迫和暴行;再次,在中国所有军队中,八路军是打日本最积极的,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行动,他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如果这些抗日的军队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那是国家的危机,百姓的灾难。

图 | 1945年2月,李鼎铭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收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赠送匾额“民主典范”

在外国记者面前,李鼎铭满是皱纹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他希望通过记者的文字,让重庆国民党中央知道,为什么像他这样的陕北乡绅人士,“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

九、财旺人旺,全民医保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时,询问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说:“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

毛泽东回答:“要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做到人财两旺。”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医疗卫生情况是,150万人口,有巫神2096个,中医1074人,兽医54人,农村西医不及中医的1/10,机关部队医生共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共376个,并且,医生多居市镇,巫神散布于农村。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大多数都处于缺医少药,靠传统中医和巫术治病状态,特别是妇婴卫生很差。有的孕妇被安排到厕所里生孩子;有的产妇生产后,要在炕土或草木灰上坐三天三夜;有的接生婆用碎瓦片为产妇割断婴儿脐带;有的孕妇难产时,接生婆竟然用秤砣子坠在胎盘上,甚至请来巫婆,让产妇推磨……这些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毛泽东面对农民劳动英雄的请求,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免费住院,免费接生,免费食宿,母子平安回到家里,这对陕北老乡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知恩图报的农民们,只有等到逢年过节的日子,杀猪宰羊,请人敲锣打鼓,送到医院,聊以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公家医院的医疗资源毕竟有限,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必须团结、改造、利用传统乡村中医队伍。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中医药发挥自己的作为和作用,有待于社会需要,也有待于生活机缘。

1944年元旦刚过,抗战胜利的跫音越来越近,但延安春天的脚步却有些蹒跚沉重。因为开春以来,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

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从1月到现在(5月初,引者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亡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 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猪、马、牛、羊死去将近700头” 。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总计685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显然,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其救治和解决问题等办法,也就相应地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措施,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危难面前,李鼎铭领导的中医发挥了补台作用。

参与边区政府紧急疫情防治会议和防疫委员会工作的李鼎铭、毕光斗等几位著名老中医,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地因时制宜,开出特制药方,简便而有效,作为各医疗队下乡医疗急救方法。“据医大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过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1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实际上,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当凶猛的传染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动员组织机关单位所有医疗机构参与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受医药条件限制,必须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受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 。8因此,他要求把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和服务工作大大推广,加紧医务人员培训,药品尽量自己制造,争取用五至十年的时间,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一般疾病。

依靠“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造福人民群众,成为李鼎铭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教卫生工作的卓越贡献。

李鼎铭,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代表,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格化身。

Last Modified: August 7,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