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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吗?

文章来源:选·美公众号的第915篇文章

作者:雅斯察·芒克,生于德国,父母是波兰人,2015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师。

导读:

本文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师雅斯察·芒克博士发表在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原题为“美国不是民主国家”。文章根据他最近出版的新著改写。文中说,相对于数字媒体的兴起给予普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直接民主的本能感受,美国政府的工作显得迟缓、落伍,对民众意见的缺乏响应已经到了令人寝惊的地步。有调查表明,相较于以往,普通选民从传统政治机构那里更多感受到的是疏远。作者认为,美国确实存在民主问题。文章探究了“权力是怎样从人民手中滑落的”,并思考“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掌控的方式”。文章指出,特朗普能赢得总统宝座的原因多多,但至关紧要的一条是选民中“深厚的无能为力之感”。特朗普声称将为人民代言,与腐败且无视人民呼声的精英集团作斗争,这是他获得总统候选人并在后来胜选的要害所在。此时,也有专家著文指出:“民主政体结束于它们太民主之时”。怎样面对民主政体遭遇的两难困局?是“解构行政型国家”,将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还是建起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以积极响应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这是未来十年将面对的巨大问题。

图:MattDorfman

有很多年,马萨诸塞州牛津镇(Oxford)居民对控制当地自来水供应的公司恼火不已。当地人抱怨,该公司哄抬水价而服务糟糕。但除非牛津居民不想要自来水,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为高价自来水买单。

牛津民众决定买下该公司的所有权。在当地高中礼堂举行的镇民大会上,绝大多数居民同意募集数百万美元,买下该公司。这次购买行动耗时数年,但至2014年5月,交易已接近尾声:这个小镇的居民距离他们期待已久的目标仅差最后一次投票表决。

但供水公司不甘心束手就擒,展开了反收购行动。投票那天,牛津镇高中礼堂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在供水问题上奔走多年的当地人注意到礼堂里出现了很多新面孔,而在先前有关收购供水公司的镇民大会上,这些居民从未露面。投票开始后,收购行动失败了:这家名为Aquarion的水务公司继续为小镇供水。支持收购的居民发起了最后的努力,准备举行第二轮投票。但在这一轮投票得以组织起来之前,一名水务公司的说客按下了火灾报警器,所有人群必须撤出礼堂,镇民大会延期举行。直到今天,Aquarion水务公司依旧控制着牛津镇的供水系统。

该公司否认那名说客按下火灾报警器是受其指使,还否认其费率畸高,或者服务糟糕。一些牛津居民支持Aquarion公司,其他人反对收购则是因为担心牛津镇运营自己的供水公司会带来的成本问题和混乱局面。但很多自由派和保守派居民对整个过程感到沮丧。他们觉得,那次投票不是在一个规则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的。

前牛津镇行政委员会主席简·卡西(JenCaissie)告诉我:“大企业亵渎了我们地方政府的圣洁。”“它们的救星是最终盈利,而不是本地居民的健康。我是作为支持地方企业的共和党人这样讲的。”

人民并未掌握权力之柄

美国式治理的最古老也是最纯粹的表达之一,可能是新英格兰(NewEngland)的镇民大会。但即便在协商民主和直接民主的这一堡垒,某种令人不快的怀疑也已在人们心头萦绕不去:人民并未掌握权力之柄。

如下事实加剧了人们的怀疑:在一系列议题上,公共政策并未反映多数美国人的偏好。而假如公共政策反映了多数美国人的偏好,美国或将展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大麻合法出售,竞选捐献遭到更严格的监管;带薪育婴假成为国家法律,公立大学免费;最低工资上浮,枪支管控更加严格;堕胎在怀孕早期阶段更方便进行,而在九个月后则是非法的。

在我们这个据称是民主制度的体制下,人民的偏好恰恰遭到颠覆,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触及这一问题。该研究由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基伦斯(Martin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I.Page)两位政治学者合作进行。关于我们的政府,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在统治?长期以来,四种一般性理论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第一种理论是我们在公民课堂上教给小孩的那种,即普通民众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另一种理论显示,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这类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利益团体有决定权。第三种理论预言,美国独立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联盟(IIABA)以及全国啤酒批发商协会(NBWA)之类商业团体才是赢家。第四种理论认为,政策反映经济精英的看法。

形形色色团体的偏好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国会和行政分支在二十年时间跨度内就1779项政策议题所采取的行动?基伦斯和佩奇追踪了这一问题,借以检验上述理论。他们的研究结论令人震惊。经济精英和少数利益团体的影响力相当之大:在差不多一半时间里,他们成功推动了他们所钟爱的政策获得采纳,而在几乎所有时间里,他们成功阻止了他们所反对的立法获得通过。同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利益团体对公共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至于普通公民,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完全没有独立的影响。基伦斯和佩奇写道:“控制了经济精英的偏好和有组织利益团体的立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偏好对公共政策看上去仅有微不足道、近乎不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影响。”

从《华盛顿邮报》到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News),媒体机构纷纷引用这一爆炸性发现,以之作为过于迫不及待的头条新闻记者所称的美国寡头统治的证据。一些后续研究批评了两位学者的假说,并质疑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如基伦斯和佩奇所发现的那样与普通民众的意见全然隔绝。依据两人的研究得出的那些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显然是夸大其词。但他们的工作表明了另一个严肃问题: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民主赤字正悄然发生。(布莱巴特新闻网是美国极右翼新闻和评论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从共和到民主,再到不再痴迷于民主

当然,美国政治体制对普通民众的意见缺乏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为之。

美国是作为一个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建立起来的。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清楚解释的那样,该共和政体的精髓在于,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着重为原文所有)。相反,大众的意见将通过代表的选举转变为公共政策,用麦迪逊的话来说,“那些代表的智慧或许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这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民能直接影响政府的程度,就并非偶然。(本段引文第一处和第二处分别取自《联邦党人文集》,页49、323,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二处引文结合上下文略加调整。——译注)

只是在十九世纪期间,一批企业家型的思想家才开始从意识形态方面自觉塑造出一个披着不同以往的民主外衣的共和政体。在整个美国,快速工业化、大规模移民、向西部扩张和内战正在颠覆旧的社会等级体系。人们的平等意识正在上升。应当由人民来统治的主张开始显得魅力十足甚至自然而然。一度设计为将人民排除在政府之外的同样的制度,如今因便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颇受嘉许。

赋予我们的政治体制以正当性的这种转变激发了一些重大改革。1913年,宪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参议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出,而非由州立法机关选出。1920年,宪法第九修正案赋予女性以选举权。1965年,借用宪法第十五修正案,《选举权法》(VotingRightsAct)着手保护美国黑人的投票权。美国是一个民主政体,这一曾经古怪奇特的宣讲慢慢开始具备现实基础。

今天,那一基础正在崩解,人民也已留意到这一点。相当程度上,这是因为身处其中的普通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富裕的那个漫长时代已戛然而止。当被问及经济状况时,人们不断将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与父辈比较。直至晚近,这样的比较尚且令人振奋。到而立之年,十个生于1940年的美国人当中,有九人以上比他们的父辈在同样的年纪挣钱更多。但据经济学家拉伊·柴提(RajChetty)与其合作者领衔的一项令人瞠目的研究,很多千年一代美国人没有经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经历过的那种财富增长。1980年代早些时候出生的美国人当中,仅有一半人比他们的父辈在差不多的年纪挣钱更多。(拉伊·柴提1979年生于印度,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译注)

美国人从不曾喜欢他们的政治家,或是将华盛顿视作饱学之士。但只要那个体制为他们服务——只要他们比父辈当年更加富有,或者可以期待他们的孩子将来比自己境况更好——人们就相信,政治家终究是与他们肩并肩的。再也不是这样了。

同时,数字媒体的兴起给予普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直接民主的本能感受。不论是填充《美国好声音》(TheVoice)和《与明星共舞》(DancingWiththeStars)的电子投票箱,喜欢“脸书”网站中的一个帖子,抑或在Reddit网站点击支持某条评论,他们见证的都是他们的投票即刻生效后的情形。对照这样一些数字化的公民投票,美国政府的工作显得迟缓、落伍,对民众意见的缺乏响应更是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美国好声音》和《与明星共舞》分别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热门电视节目。Reddit是一个美国社交新闻聚合、网络内容评级和讨论网站,创办于2005年。——译注)

结果是,或许相较于以往,普通选民从传统政治机构那里更多感受到的是疏远。审视政治家的决策时,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偏好在其中得到了体现。如同马萨诸塞州牛津镇的民众一样,他们变得不再痴迷于民主,这有充分理由。

美国确实存在民主问题

政治家唐纳德·特朗普最深刻直觉到了这样的不满,并最大声承诺要加以纠正。

他将为人民代言,与腐败且无视人民呼声的精英集团作斗争,这一声张是他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的要害所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党内候选人提名时,他承诺,“我就是你们的声音”。在总统就职典礼讲话上,他宣告:“今天,我们不只是将权力从一届行政分支移交到下一届行政分支,或者从一个党移交到另一个党。我们也是将权力从华盛顿特区移交,交回到你们,人民手中。”

唐纳德·特朗普能赢得总统宝座,原因多多,包括种族方面的敌意、对移民问题的关切以及城乡区域之间日渐加剧的分裂。但大众舆论数据显示,选民中深厚的无能为力之感一样至关紧要。我分析了来自“美国全国选举研究”项目(ANES)的2016年数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要多于支持其对手的选民,他们表示,他们“对政府的作为没有任何发言权”,“公共官员不关心我这样的民众在想什么”,“多数政治家只关心有钱有权者的利益”。

特朗普并不真的打算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他任用了自己在竞选途中加以贬低的同样一批精英来填补他的行政分支。他在立法方面的最大成就即减税法案为大企业和提供捐助的阶层奉上了厚礼。美国选出了一位自称捍卫人民的总统,由此发动了对政治精英的反叛,一年多以后,相较于以往,其政府却越来越深地卷入与说客和亿万富翁之间的金钱关系。

从中得出这样的错误教训或许是轻而易举的:假如美国选民可以被特朗普这样的人士愚弄,那么他们确实保留的不论什么权力都不能托付给他们。为避免对法治和那些最脆弱美国人的权利造成进一步伤害,传统精英理当为他们自身分派甚至更多权力。但此种回应给了民粹主义叙事以可乘之机:政治阶层厌恶特朗普,是因为他威胁要拿走他们的权力。而且,他们拒绝承认人民有几分道理。

美国确实存在民主问题。假如我们想洞悉民粹主义的源头并寻求应对之道,我们就必须这样开始:忠实记录权力是怎样从人民手中滑落的,并更加忠实地思考我们可以——以及无法——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掌控的方式。

图:MattDorfman

游说活动:从非法到正常化

美国与墨西哥战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尼古拉斯·崔斯特(NicholasTrist)游历至墨西哥,与对方谈判达成《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ofGuadalupeHidalgo),该条约结束了两国间的敌对局面并划定了美国南方的边界。二十年后,美国政府依然未向他支付酬劳。年迈力衰的崔斯特无力自行前往华盛顿收回这笔钱,于是雇请了一位名叫莱纳斯·柴尔德(LinusChild)的著名律师代表自己,并向对方承诺,拿回那笔钱之后,他将拿出四分之一支付给对方。(崔斯特生于1800年,卒于1874年,曾任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829至1837年在任]的私人秘书。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爆发于1846至1848年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署于1848年2月。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是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小镇。——译注)

国会最终同意拨款,偿付这笔债务。但这一次,拒绝支付的却成了崔斯特,尽管其律师发起诉讼,要求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报酬。依今天的标准,崔斯特与柴尔德签署的合同绝难说是棘手,纵然如此,最高法院仍拒绝予以支持,其担心是,这份合同可能为游说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假如本国任意一家大型企业打算雇佣冒险家,用这种方式为他们自己开拓市场,以推动某部一般性法律获得通过,目的是增进它们的私人利益,那么任何有道德感的正直人士都会本能地斥责雇主和雇员腐败透顶。

这个案例或许显得极端了,但远不能说是异质特立。法律学者泽芙尔·提奇奥(ZephyrTeachout)在她的著作《美国的腐败》(CorruptioninAmerica)中指出,美国制度中毫不隐晦的一项设计是,阻止人们可能通过形形色色的门道,出于私利而寻求左右政治决策。在整个十九世纪,很多游说方式是遭到禁止的。在佐治亚州,州宪法一度规定,“游说活动视同犯罪”。在加州,游说活动是重罪。(泽芙尔•提奇奥目前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的腐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14年。——译注)

二十世纪进程当中,游说逐渐洗脱了非法的恶名。但即令这一类活动变得正常化了,企业依旧不情愿动用它们的影响力。迟至1960年代,大型企业并不直接为自己展开游说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美国商会这样的集体组织。相较于工会或公共利益团体,这一类组织在华盛顿更加弱势。1971年,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刘易斯·鲍威尔(LewisF.PowellJr.)抱怨:“每一位企业管理者都知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绝少有群体像美国商人那样,在政府中没有什么影响力。”

1970年代早期,所有这一切开始改变。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之类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决定出手,反击薪资上涨和更加严格的劳工及环境标准,因为这将推升成本。它们结成同盟,在国会山拓展影响力。起初,它们的活动多为被动防御性质:目标是阻止可能伤及他们利益的立法。但随着大型企业政治影响力上升和它们的利润猛增,一只新生的执业游说阶层成功说服了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用2015年出版的《美国商界在游说》(TheBusinessofAmericaisLobbying)一书作者李·德鲁特曼(LeeDrutman)的话来讲,他们的活动“不只关乎远离政府,还关乎能拉近与政府的距离”。(李·德鲁特曼现任美国智库“新美国”政治改革项目高级研究员。——译注)

今天,企业在华盛顿施加了巨大影响力。德鲁特曼解释:“工会和公共利益团体以往花在游说活动上的每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大企业和它们的协会花出的34美元。在游说活动上花费最多的100家机构中,有95家一直代表企业界。”

变质的国会议员

K街说客的工作以及巨量金钱对政府的侵害,彻底改变了人民的那些所谓代表的工作和生活。

来自长岛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史蒂夫·伊斯雷尔(SteveIsrael)曾经是一位手段高超的金融家。在担任国会议员的十六年间,他为自己安排了1600次募捐活动,平均每四天一次。2016年,他提及募捐活动,以之作为决心从国会退休的主要理由。“我认为,我无法再多花哪怕一天时间,再去打电话乞求金钱”,他告诉《纽约时报》。“一直以来我就知道,这个体制出现了机能障碍。今天,它不只是弊病重重。”(K街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山和白宫之间,横贯华盛顿北部,因云集大量游说、公关公司而闻名。——译注)

数年前,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为国会新人准备的一份标准时间表指导他们每天花四小时左右,主动致电捐赠者,以获得现金捐赠。民主党鼓励议员打如此之多的电话,是因为募捐电话管用。美国选举的花费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自2000至2012年,有报道的联邦竞选支出增加了一倍。从而,据2015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今天的多数美国人认为国会腐败,也就并不令人惊讶。如伊斯雷尔对HBO电视台主持人约翰·奥利弗(JohnOliver)所讲的那样,他花在募捐活动上的时间早已“是一种精神折磨,而美国人民成为这种折磨的真正受害者,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在这个体制中发出声音”。这些话是值得铭记的。

重要金主和大型企业运用它们的献金操纵政治决策。立法者心知肚明地牺牲选民利益,与他们的捐献者保持一致,但捐献者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这样一些情形。我们日复一日花时间相处的人士会塑造我们的品味、我们的担当和我们的价值观。务求募集大量金钱,这意味着在国会议员的日程表中,他们用在捐献者和说客那里的时间要多于用在选民那里的时间。往往是,面对一项关切他们有钱的支持者的表决时,立法者不必违背他们的理念:因为,他们有相当多时间与捐献者和说客厮混,早就与之气味相投。

问题甚至更加严重。在人们对以往美国的想象中,国会议员带有强烈的地域属性。民主党议员可能历经地方工会的锤炼或发奋于乡村校舍,共和党议员可能是地方企业或者社区的领袖。两党议员在日常生活中都与他们的选民打成一片。但只要花点时间阅读你选出的国会议员的传记,你就将如我那般注意到,很多政治家在就职前夕,早就与一批文化、教育和金融精英打成一片,这些人把他们与普通美国人隔绝开了。

一些国会议员确实与他们的选区交谊深厚,但对很多其他议员来讲,他们与所在选区的联系至多是寡淡如水的。甚至一些议员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某一片土地正是他们出生和长大成人之地,即便如此,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讲,那个地方也并非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比如东西海岸某所昂贵大学接受教育,在这个国家的大都市度过二十岁和三十岁。历经一段时间法界、商界、金融界或是国会山工作的洗礼之后,他们满怀政治抱负,迁往内陆。一旦自国会退休,即便他们在自己的选区保留某种形式的住所,也几乎无人将那里视作生活的重心:相较于先辈,他们似乎更可能在纽约、旧金山当然还有华盛顿这样的城市谋求有利可图的机会。

从生活经历到教育再到资产净值,用几乎每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些政治家与其余美国人之间都是彻底脱节的关系。

联邦独立机构和最高法院如何侵害民主

金钱在华盛顿造就了巨大影响力,这绝不是秘密。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却被忽略了:越来越多的议题正在被抽离民主的论争。

在很多政策领域,联邦通信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环境保护署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样一些所谓独立机构取代了立法工作。这些机构一旦由国会设立,就能独立规划政策。事实上,它们很大程度上已不受立法机构监管,哪怕它们时常受命,要处理一些不只在技术上错综复杂,甚且在政治上聚讼纷纭的议题。

这些机构处理过的重大议题的范围证明了自身的重要性。譬如,从禁止使用DDT杀虫剂到确保饮用水质量,环境保护署在环境政策战场上扮演关键角色已有差不多五十年。最近,该机构还着手控制污染物,就新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限额提出建议,成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所在。

独立机构偶尔制造重大新闻,但同时,它们也时常在一些更加模糊的政策领域动用真正的权力。今天,它们要为绝大多数新设立的联邦规制措施负责。《加州法律评论》(CaliforniaLawReview)2008年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过去一年间,国会订立了138项公共法律。同一年,联邦机构最终完成2926部规章。从仅仅波及少数特定企业的技术性规定,到直接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重大改革,这些规章牵涉广泛的领域。譬如,2017年10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通过的一项规章,要求短期临时贷款的提供者判定消费者是否实际有能力偿还那些贷款。这可能令数百万人免遭乱收费之苦,但也使得他们在紧急时刻更难获得现款。

环境保护署之类独立机构的兴起,仅仅是政府越来越少对人民负责的浩荡潮流中微不足道的小波澜。二十世纪后半页,联邦储备委员会更大程度上摆脱了民选政治家,并开始部署强大有力得多的货币工具。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近期与澳大利亚、摩洛哥、韩国达成的协定,贸易条约限制了国会设定关税、补贴国内产业并叫停某些类别移民工人涌入的能力。我曾一度计划清点美国必须遵从的条约数量,但当我了解到国务院的《美国的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名录》(Listof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greementsoftheUnitedStates)厚达551页时,我放弃了。

这些条约和协定中的多数具备现实的益处,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紧急挑战。但不论你如何看待它们的价值,无可否认,这些条约和协定削弱了国会的权力,一样也剥夺了美国选民的权力。譬如,贸易条约中可以包括有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模糊条款,这一类条款授权国际仲裁法庭,假如企业遭到劳工和环境标准伤害,可判给它们巨量金钱。这可能加剧国会通过这类举措的风险。

大众主权与善治之间这种同样的张力,也鲜明体现在有关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权力的论争中。自1950年代早期以来,在学校和大学中,法律意义上的种族隔离已为最高法院终结。最高法院废止了死刑,随后又重新引入;判定堕胎合法;限制针对电视和广播的言论审查;判定同性恋为非刑事犯罪,并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打击对竞选资金的监管和枪支管控措施。是否数百万人能得到医保,是否数百万非法移民有必要生活在遭驱逐出境的恐惧当中,也由最高法院裁定。

你是将司法复核视作诠释法律还是篡夺人民的权力,或许有赖于你如何看待结果。美国的右派长期以来指责“激进分子法官”,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享有最高法院多数席位的美国左派宣称,大法官只是尽职尽责。眼下,鉴于最高法院开始进一步向右转,这些看法也正在迅速反转。但不论你的政纲如何,大法官在处理重大政治冲突过程中一再扮演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们做出的很多判决,作用是放大了我们体制中的不民主成分,都无可置疑。

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为例。最高法院推翻了限制企业和其他私人团体资助竞选的立法,这一裁决在当时就不受待见,其后一直如此。(2015年彭博通讯社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反对这一裁决。)该裁决还急剧放大了金融利益团体的声音,令经济精英未来更容易无视民众的偏好。(“联合公民”[CitizensUnited]是一家美国保守派的非盈利组织,成立于1988年,致力于捍卫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如重视家庭、企业自由、有限政府、国家主权和安全等。“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2010年1月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译注)

反民主的声音及其合理性

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入主白宫之前不曾担任公职的总统。他贬低专才,似乎缺乏对公共政策的最基本掌握,并且喜好放任其支持者最恶劣的奇想。在所有不论是私人还是政治方面的事务上,柏拉图对“民主式的人物”的轻蔑描述都像是为这位第四十五任总统量身定做:领受“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之后,他即视“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引文中译取自《理想国》,页335、337,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译注)

这样,柏拉图对民主的傲慢抱怨——他宣称,民主的首要弊病在于“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再度隆重登场,就毫不令人称奇。早在2003年,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即认为,“太多民主,是有这回事的”。(本段有关柏拉图的引文取自《理想国》,页333,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法里德·扎卡利亚1964年生于印度,现任CNN主持人。——译注)

自那以来,很多学者建构出这一事实: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LarryBartels)煞费苦心地论证普通选民是多么不理智;政治哲学家贾森·布伦南(JasonBrennan)将不理智或盲从的选民是可怕的决断者这一前提演绎成了一部名为《反对民主》(AgainstDemocracy)的著作;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帕拉格·卡纳(ParagKhanna)支持一种由“肩负重任的专业人士委员会”做出决策的技术专才统治。2016年初选季接近尾声之时,特朗普升级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似乎势不可挡,安德鲁·苏利文(AndrewSullivan)最有说服力地升华了这一波反民主的哀悼:他文章的标题宣称,“民主政体结束于它们太民主之时”(Democraciesendwhentheyaretoodemocratic)。“而此时此刻,美国成了暴政的滋生地。”(拉里·巴特尔斯生于1956年,现任美国范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贾森•布伦南生于1979年,现任美国乔治城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副教授,《反对民主》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推出第一版。帕拉格•卡纳1977年生于印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苏利文1963年生于英国,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他的文章见于《纽约杂志》2016年5月2日一期。——译注)

这些反民主的看法抓住了一些事实。至少当我们的政治体制运转良好之时,令其独具合法性的是其同时成功实现了两项核心价值:自由主义(法治)和民主(民治)。特朗普行政分支已向联邦调查局这样的独立机构宣战,并利用总统的地位恫吓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团体。鉴于自由主义眼下遭到来自特朗普方面步调一致的攻击,很多思想家甘愿放弃些许民主以捍卫法治和这个国家最为脆弱的群体,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真有那般容易就好了。如我们在2016年所见,权力正从他们手中滑落的感受,令公民更可能将他们的命运托付给誓言摧毁体制的强人领袖,而不是相反。再者,如埃及、泰国和其他国家的例子所一再展示的那样,人民给予支持越来越少的政治精英,最终不得不诉诸越来越多的高压手段以维持权力;最终,任何牺牲民主以维护自由的严肃尝试,都可能以终结法治同时终结民治而告终。

革除技术专才统治?

方便简易的替代方案是向其他方向倾斜,以尽可能诉求更多直接民主。

这一见解认为,人民进退失据的根源,在于金融和政治精英对权力见利忘义的攫取。大企业和超级富豪鼓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有利于商界的贸易条约,为的是收获横财。政治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青睐技术专才治理的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且不想人民插手其中。所有这一切自私自利,事实上都披上了支持市场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而富豪金主资助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传播的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鉴于造成当下情势的源头之邪恶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一样简单明了:人民必须收回他们的权力,并革除技术专才统治的制度。

政治光谱的左右两造都可见此类反技术专才统治的论调大行其道。极左一端,已故政治学者彼得·梅尔(PeterMair)论及欧洲时悲叹“大众”民主的衰落,他将大众民主与更加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进行了对比。英国社会学者科林·克劳齐(ColinCrouch)认为,假如无政府状态和暴力谋求战胜他所称的“后民主”,甚至它们也可发挥有益的作用。(彼得·梅尔生于1951年,卒于2011年,爱尔兰政治学者。科林·克劳奇生于1944年,现为英国华威大学荣休教授,“后民主”概念的提出者。——译注)

极右翼更强调民族主义,但在其他方面却认可这一基本分析。在自称为特朗普运动思想阵地的期刊《美国事务》(AmericanAffairs)创刊号中,创办者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Krein)斥责了“跨党派精英的存在”,这些精英持有一种恶性的“管理上的一致意见”。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称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将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还鼓吹“解构行政型国家”。(《美国事务》为公共政策和政治思想季刊,创刊号是2017年春季号。朱利叶斯·克莱因生于1986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学院。——译注)

梅尔和克劳齐、克莱因和班农承认人民对政治体制的把控愈发无力,这是恰如其分的。他们的洞见可以为名副其实的变革指明进路,这样的变革将令我们的政治体制更加民主,运转更加流畅。譬如,意图良善的政治家们如此容易为说客操纵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缺乏起草立法或者理解高度复杂的政策性议题的技巧和经验。增加对国会的拨款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因国会经费不足已至可怜境地:假如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能吸引并留住更多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他们或许会少受K街说客利诱,请这些说客为他们撰写议案。

类似的是,目前治理利益冲突的规章太过软弱。允许国会议员卸任后很快就能为他们理当去监管的企业游说,这没有理由。是时候阻塞政界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旋转门了。

真正的改变还要求对竞选资助施加雄心勃勃的改革。因“联合公民”一案,这一改革的推进将极为困难。但最高法院过往已有转向之心。当下的体制威胁到了美国的民主,随着这方面的证据不断累积,最高法院或许终将承认,更严格限制竞选资助是极其必要的。

民主政体遭遇的两难困局

但纵然技术专才统治的反对者是正确的,他们的见解最终也如同民主反对者的看法一样,是简单化的。

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极度复杂,我们必须监控龙卷风,检查发电厂,减少全球碳排放,并限制核武器扩散,监管银行,执行消费安全标准。所有这些职责都要求具备数量庞大的专业人士并展开高层级的协调。认为普通选民甚或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可能成为发电安全方面的专家,或者人类世界能找到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而无须达成芜杂繁琐的国际协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假如我们只是将技术专才统治型的制度革除了之,对多数美国人来讲,未来的局面看起来将更加危险、更少丰裕,而不是相反。

为收复其公民的忠诚,我们的民主必须限制那些只是设法沽名钓誉、中饱私囊的非民选精英的权力,诚然如是。但为捍卫其公民的生命,增进他们的繁荣,我们的民主需要那种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浓厚精英气质的机构,也诚然如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两难困局;假如美国及全球其他民主政体期待在未来十年里苟延残喘,它们就必须解决这一难题。

我们不必革除所有技术专才统治型的机构,或者只是拯救那些目前存在的。我们有必要建起一套新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既可更积极响应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又能有更多办法解决未来十年里我们的社会将面对的巨大问题。

伟大的小说家兰佩杜萨(GiuseppeTomasidiLampedusa)写到民主在其母国意大利迎来黎明之时,令年轻贵族唐克雷迪(Tancredi)承认,他必须舍弃他最终钟爱的一些习惯,以拯救旧秩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唐克雷迪说:“假如一切都保持原样,那么就改变一切。”(兰佩杜萨生于1896年,卒于1957年,意大利小说家。唐克雷迪是兰佩杜萨1958年出版的小说《豹》中的角色,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兴衰史。——译注)

今天的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假如我们顽固坚守现状,我们将失去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发现我们自己在这个自由民主褪色的年代里被视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只有着手进行勇敢无畏而富于创造力的改革,我们才能重拾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

Last Modified: August 7, 2021